36氪领读 你是否也患有“工作倦怠”病？

　　2019年 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工作中燃尽自我，以至于精力耗竭、消极厌世、效率崩塌，以及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工作、讨厌上班，希望一劳永逸地“家里躺”。

　　工作倦怠并非只是一个在办公场所才存在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员工自己的问题，它是由落伍的教育体系、畸形的经济增长、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薄弱的社会支持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挞出的现代文明的伤疤。工作倦怠对于很多人来说，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设想，当你拥有一张大学文凭，在投出一百多份简历之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面试通知时，你会把原因归咎于何处？是自己不够勤奋，还是家境平常无力“拼爹”，抑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脱节社会需求太多，还是经济形势太差企业缩招了？

　　生活在21世纪 20年代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就业环境：

　　高校扩张，导致整个就业市场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于是，博士毕业去当高中教师，名校毕业卖猪肉，“海归”回国成“海待”，这些十年前媒体曾经刊登的新闻人物，如今都不足以吸引记者们的关注。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是文凭去魅的过程。

　　毕业生可供挑选的职业，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随着自动化在各行各业的普及，从平炉工到胶片冲洗工，父辈们引以为傲的许多职业岗位，如今只存在于档案文字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想象力也日渐趋同和贫乏，从美国到中国，当一名大红大紫的视频博主，几乎成为全球青少年共同向往的职业。这也是人类从生产社会走向消费社会的必然。

　　繁荣的服务业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轻盈未来，从旅行预订网站的酒店试睡员到外卖平台的配送小哥，在平台经济中，更多人奉献出的是比传统岗位更多的汗水和时间，以至于“996”成为今天科技行业的普遍工作时制。相比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给你一个加班的机会，似乎也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烦恼。

　　相比“70后”“ 80后”， 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代人，他们所处的中国早已不是“人口多、底子薄”，而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经济体，既是能够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产品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牌万般不愿开罪的世界商场。

　　更富裕的结果是，毕业之后，工作并非年轻人唯一的选项，于是间隔年（Gap Year）也西风东渐，在中国流行开来，只不过人群从美国的高中生变成中国的大学生，从去公益组织做义工变成环球旅行，从思考人生的意义变成享受人生的乐趣。

　　变味的不只是间隔年。在消费主义和互联网两股大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工作伦理已然分崩离析。不工作非但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相反还是家境优渥、人心豁达的表征。在一个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传统的工作场景和内容早已千变万化，以至于人们对于工作的定义也在变化、工作的伦理也在蜕变。

　　工作和玩乐的边界从未如此模糊过。澳大利亚大堡礁守礁人早已不是最好玩的职业了。对着好山好水，人们也会生出“好寂寞”的哀叹。网游打得好，可以晋升职业电竞选手；喜欢写写画画摆弄视频的，则可以从各大内容平台澎湃的流量中分得一杯羹；有把好嗓子的搞怪高手则有机会在快手、抖音上赚得盆满钵溢。

　　并不是“朝九晚五”“三点一线”才算是正经工作，一份工作干上几十年也不可想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时间普遍只有三到五年，一生跳上几回槽再正常不过；短暂、灵活、弹性取代了长期、稳定、刚性，成为当代主流的工作方式。一份工作已不足以成为我们身份的标识。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环境下，工作不再如同工业社会那样成为主宰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中枢。于是，那些说给劳动者的勤劳和奉献的劝告词，听起来都如此的空洞和欠缺诚恳。在一个数字化的消费时代，只有消费才会在我们的舞台中占据中央位置。

　　反正，无论是在格子间里朝九晚五，还是居家创业，今天的工作平台大部分都是对着屏幕，笔记本的、手机的、平板电脑的屏幕，人生的悲欢离合就是在这一片又一片黑镜中起起落落、纵横捭阖。不知数百年后的地球人，再看待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会不会也是一脸困惑：他们为啥一天花上那么多个小时对着一块屏幕？

　　所以，如果你还拿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标准去评判今天年轻人的干劲，自然无法理解“三和大神”躺卧街头的闲散，也无法理解“窃·格瓦拉”毫不掩饰对打工的蔑视，更无法理解啃老、蛰居、尼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工作人群为何越来越壮大。

　　这大概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今天，几乎没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罹患职场倦怠的人为何越来越多。公务员虽是铁饭碗，却并非最幸福的人群，在最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连工作数周；而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更是以“社畜”自居，凌晨一点的后厂村、中关村，许多栋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这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面。

　　勤奋并不总能带来财富，很多时候不过勉强度日而已，这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许多美国人一天做两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电；在日本，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但单位劳动报酬远不及正式工，还会因为对于未来不确定，而自我延长工作时间；“世界是平的”的预测落空了，贫富差距的鸿沟在绝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在拉大，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更令人不安。

　　温柔的人总是伤痕累累，许多无辜的年轻人正在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后果，但职场专家们还是教导他们要继续提升自身技能、终身学习，适应职场的日新月异。然而，让人去适应机器又谈何容易。在无灯工厂的流水线上，忙碌的是工业手臂，工人成为照料它们的保姆；在装扮得像游乐园的科技公司办公楼里，程序员们扮演着21世纪建筑工的角色，为数字世界添砖加瓦；在一个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人在协调、适应机器，而非相反。

　　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对人异化的那一幕，焦虑、抑郁、倦怠不过是这种异化在我们精神面貌上的投射。

　　越来越细致的分工、越来越普及的自动化，在人们手头工作和交付产品之间竖立起一道又一道隔离墙，最终让人们看不清每一份具体工作的意义。无论是传统的科层制还是新近倡导的扁平化管理，本质上都无法缓解当下工作一族所遭遇的意义虚无的精神危机。我们总得找到应对之道，于是，各种鸡汤文章走红朋友圈，冥想课程成为社畜们的新时尚，积极心理学成为当下热门显学，救赎之道层出不穷，但许多人还是被困在倦怠的迷宫。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并非孤独地迷路。

　　波波夫，《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笔，关注被科技改变的世界，相信人性光辉的绵长。作者本名周政华，现为腾讯研究院策划中心负责人，《互联网前沿》杂志执行主编。曾担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经济部主任。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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