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总有一些不容忘记的时间和故事，值得被镌写，和铭记。
发轫于1998年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从零起步，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历经25年的规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5年来，中国基金人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市场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并经受住了市场风浪的洗礼，成长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值此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时报》特推出“公募基金25年25人”系列人物专访，以重温历史、开启新知，共迎中国基金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1、基金行业没有出现过大的风险和系统性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支撑我们一路相对平稳地走过来？核心在于监管部门对公募基金的顶层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全非常长远，四梁八柱清晰坚固，在参考国外经验，吸取国内金融机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2、每当基金倍受市场追捧时，往往就意味着牛市顶部加速到来。基金规模在市场高点急剧扩张，极大伤害了持有人的投资体验，2007年牛市之后，权益基金规模在3万亿左右徘徊了近十年。
3、一个不当的销售行为不是必然亏钱，但没有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的销售行为，即使是赚钱的，也是不当的。虽然在市场极高位发基金也不意味马上亏钱，但基金公司动用了专业优势、广告资源等，引导投资者购买，有误导的成份。
4、我们是专业投资机构，我们是管产品的人，知道这个产品大概率能不能做好，当我们自己都比较担忧，觉得不太好做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克制。
5、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很快，但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总觉得欠缺被人尊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满足老百姓的期待，没有为大多数持有人赚到钱，基金行业高成长的背后还有很多问题。
6、什么叫好的产品？以权益产品为例，中长期业绩一定要好，一定要有阿尔法、不用追短期风口，一定要有意识地控制回撤、坚持组合均衡。
7、如果投资端注重深度研究，就会形成克制，因为有敬畏，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如果能力圈不够或者投资框架容纳不了那么多资金，一旦资金量大了，业绩就可能平庸，或者只能跟着风口做趋势投资。如果强调深度研究，规模必然会受到限制。
8、大家都很仰慕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交银施罗德是专业思想治司，专业的意见更重要，而不是领导的。
9、领导们的管理艺术造就的不仅是一个文化氛围，也是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因为再如何工业化规模化的证券业，都离不开投资的灵性，而灵性的土壤不会是纯理性纯计算的。
10、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资金提供方，想让市场发展壮大，就必须让百姓获益。一家基金公司只有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1997年底，广东东莞长安镇莲花山庄。来自国内8家证券公司、两家信托公司的50多人参加了中国证监会主办的首届基金培训班，时任中保信托基金筹备组组长的谢卫也在其中。自此，谢卫开启了他25年的基金生涯。
1999年，富国基金成立，谢卫出任副总经理，先后分管销售和投资。2008年，谢卫加盟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在不乏波动、遍历轮动的资本市场投资中，交银施罗德旗下权益基金保持了优良的中长期业绩，并追求规模的有序增长，对权益基金发行数量、单一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难得地保持克制。公司在业务发展中逐步凝聚出追求产品辨识度的共识，以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发展产品线，在主动权益、固收资产、“固收+”中发展尤为突出，也在行业内树立起理性、冷静、专注的口碑。
作为基金行业为数不多的元老级总经理，谢卫的故事远不止于交银施罗德。作为公募基金行业曾经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历年全国两会期间，屡屡建言提案，深受关注和认可。
日前，谢卫接受了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的专访，讲述了25年来自己与行业、公司共同成长的故事。在采访中，我们屡屡被他的真诚坦率所打动。他的故事，以及他对行业发展的思考，都让人深受启迪。
谢卫：我父母、外公都从事银行工作，受家庭潜移黙化的影响，我从本科到博士一路都在学金融，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金融制度变革中的证券投资基金》，1996年出版，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公募基金的博士论文之一，我后来进入公募基金行业算是顺理成章。
券商中国记者：你曾参加在广东东莞举办的首届基金培训班，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谢卫：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年底，证监会在东莞长安镇莲花山庄举办了首届基金培训班，由8家证券公司、2家信托公司各出5人，一共50-60人参加，培训两周，我当时是中保信托基金筹备组组长，也参加了这次培训。讲课老师主要是从香港请来的国际成熟机构的专业人士，给我们普及公募基金的基础知识，当时我们都很懵懂，很多概念让我们耳目一新，比如组合投资、分散投资、比例限制等。
谢卫：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公募基金也应运而生。我们观察到，国内各个业态的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暴露过较大的风险或经历过系统性的整顿，而公募基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现在也仍会犯错，但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没有出现过大的风险和系统性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支撑我们一路相对平稳地走过来？核心在于监管部门对公募基金的顶层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全非常长远，四梁八柱清晰坚固，在参考国外经验，吸取国内金融机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我理解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三点：托管制度、严格的合规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承诺收益的原则。
在证券市场早期，会有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的现象发生，而基金行业设立之初就确立的托管制度，从根本上确保基金资产不可能被资产管理者挪用，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瞻远瞩的。
另外，第一代基金管理人大多是券商自营出身，早期证券市场并不规范，但充分的信息披露、投资比例限制、双十规定等保证了基金投资不会过度跑偏。刚开始大家旧的习气还在，都觉得很局促，很不习惯，像戴上了紧箍咒，但正是公募基金初创期的制度安排，保证了行业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健康发展。
不承诺收益的原则，使我们在发展初期直面极大的挑战，面对投资者的不理解，迫使我们沉下去，做大量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我认为，不承诺收益的原则是资产管理行业的灵魂所在。
谢卫：针对资产管理行业以人为本的特点，以及当时的中国国情，在具体的实践中，监管层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代表性的就是由职业经理人主导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当时的老十家基金公司里最有话语权的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后来治理结构逐渐完善，董事长成为公司第一责任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均等股权，当时老十家中的后五家，在发起成立时就在尝试做均等股权，这很关键，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实践证明，相对均等的股权，有利于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和传承，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主导下，部分公司获得了持续发展和长足进步。
券商中国记者：富国基金成立后，您先后分管过销售与投资，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谢卫：在最早期，证券市场还不规范，券商的投资中存在与上市公司勾兑等违规行为，那时确实还谈不上投资研究，公募基金早期的投资人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券商自营部，一开始还有很重的旧习气。为什么基金公司总说要不断促进投研一体化？这个病根就是当年落下的，券商自营出身的基金经理早年主要是看图形、做交易，跟研究员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所以基金经理与研究员往往彼此抱怨，基金经理认为研究没什么效用，研究员认为基金经理听不懂他的话。
我们当时资源不够强，研究能力也较弱，在起步的几年业绩落后，公司领导就让我从分管销售转为分管投资。
谢卫：2000年10月，《基金黑幕》在公募基金引发轩然大波，研究开始逐渐被重视。张晖(现任汇添富基金总经理)早期在富国担任研究部主管，在由研究驱动投资之初立刻展现实力，也因为他表现出色，2002年10月升任富国基金旗下基金汉盛的基金经理，获得很好的业绩，打响了富国基金业绩反击战的第一枪。这也让我们下定决心，在内部推行由研究员竞聘基金经理的机制，而公司第一代交易员出身的基金经理陆陆续续退出，基金经理从研究员中选拔的效果立竿见影，投资和研究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后来张晖离开，由时任研究部主管陈戈(现任富国基金总经理)接管富国天益，同样取得了优秀的业绩，富国天益因此成为当时业内业绩长期领先的代表。这两位由研究员升任的投资选手让我感受到了专业研究的价值。
2003年也是印象比较深刻，“五朵金花”闪亮登场，是价值投资真正意义上在A股市场的第一次亮相，但当时国内公募基金的研究力量还不够强大，研究做得还比较粗浅，大致上有了一些板块风格的勾勒，不过某种程度上还是资金推动型的，市场波动也比较大。2004-2005年，贵州茅台、苏宁电器等商业模式较好、成长比较清晰的公司，以自身的优秀特质受到公募基金的关注，个股深度研究的苗头开始出现。
谢卫：2006牛市到来，我们的业绩也越来越好，但销售端却不见起色，公司安排我再次分管销售。那两年富国天益业绩很好，但净值越高赎回越多，眼看着基金规模越来越小，我们都很着急。当时基金公司和基民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现实的情况是喜欢买一块钱的基金，于是就有市场部人员提出，是否可以参照上市公司十送十的模式，降低基金净值？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反复讨论、琢磨、计算，2006年7月，富国天益试点拆分，受到市场较大关注，基金申购量激增，基金规模增长到30亿。这之后，旨在“净值归一”的基金拆分、大比例分红在全行业大行其道，通过这两种方式公募基金持续营销了大约3000亿元，一定程度上助推了2007年的大牛市。
谢卫：在2006-2007年的大牛市中，基金销售异常火爆，很多投资者在高点加速入场，然而，每当基金倍受市场追捧时，往往就意味着牛市顶部加速到来。基金规模在市场高点急剧扩张，极大伤害了持有人的投资体验，2007年牛市之后，权益基金规模在3万亿左右徘徊了近十年。
谢卫：从结果来看，富国天益拆分得比较早，基金经理能力也很强，没有给拆分时进来的客户亏钱。但我们当时的销售行为本身有瑕疵，不能只看结果，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耐心做投资者教育，用拆分和大比例分红的方式做营销，简单粗暴地去迎合投资者。一个不当的销售行为不是必然亏钱，但没有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的销售行为，即使是赚钱的，也是不当的。虽然在市场高位发基金也不意味马上亏钱，还有可能再赚一波，投资者也是自愿主动来买，但基金公司动用了专业优势、广告资源等，引导投资者购买，有误导的成份。
在烈火烹油涨了又涨的牛市，可能渠道、客户都很乐观，但我们是专业投资机构，我们是管产品的人，知道这个产品大概率能不能做好，当我们自己都比较担忧，觉得不太好做的时候，还是需要克制。
谢卫：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很快，但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总觉得欠缺被人尊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满足期待，没有为大多数持有人赚到钱，基金行业高成长的背后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投资端仍然比较浮躁，风格漂移、押注式投资等屡见不鲜。在销售端，一些过激的营销行为仍在不断轮回，行业也做过大量的投资者工作，但牛市一来，还是有圈钱的冲动。如果我们始终把规模看得太重，总在高点大规模扩张，当风险来临时，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信任危机？公募基金的行业声誉会受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固然有方方面面、内部外部的因素，但作为公募基金人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管过二十多年销售，经历过比较浮躁的阶段，也羡慕过在牛市中的快速发展，但经历过一轮又一轮市场的洗礼和不断反思后，我们开始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基金公司是好公司？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我们怎样才能赢得持有人的尊重？
谢卫：公募基金的投资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2003年的“五朵金花”带来了公募基金第一轮价值投资浪潮，从2009年转为关注宏观政策和经济周期，2013-2015年是新兴产业和小股票的天下。2015年中，股市暴跌对公募基金投研又是一轮洗礼。但回顾每一次投资方式或者风格大幅切换之际，率先做出改变、甚至是在之前已经做出改变的基金公司都是收获了很强的认可和口碑。这也告诉我们，随大流只能获得平均水平，时代的进程总是在犒赏冷静独立的正确判断。
从2016年开始，公募基金行业的投研体系和投资方法论全面革新，精选个股、深度研究成为大部分公司优先考虑的投资框架，一批中生代、新生代基金经理开始成长起来，并崭露头角。从交银施罗德的实践看，从2016年到现在，公司涌现出了一批精研个股、对产业链和上市公司进行360度挖掘的基金经理，他们相信阿尔法收益是中长期业绩的基石，如果有足够的阿尔法，可以抵消掉一部分市场的不利因素，穿越市场牛熊轮回。他们在基金业相对规范的时期入行，受过严格的研究训练，相当专业和理性，研究越深入越懂得敬畏市场，也越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即使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对突破能力圈也非常谨慎。
这样一批优秀的基金经理不是我们带出来的，是他们在实践中自己走出来的，他们的成长给公司转变价值观，朝着精品公司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如果只有管理层去想，基金经理不执行，或者只是基金经理想，领导不支持，都没法实现。我们管理层对行业的认知也在逐渐成熟，正好与年轻一代基金经理的成长相契合，就这样新老两代相辅相承，各业务条线协同配合，逐渐形成了公司的价值观。
谢卫：我们是产品提供方，首先要做好的产品，什么叫好的产品？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晰，以权益产品为例，中长期业绩一定要好，一定要有阿尔法、不用追短期风口，一定要有意识地控制回撤、坚持组合均衡。
这是基金经理在投资端上探索出来的道路，公司管理层也接受了这条路，并围绕这条路设计公司发展路径，把权益投研正确的做法，延伸到公司经营中。很幸运，我们与基金经理彼此都能接受，基金经理觉得这样做很有成就感，人员的稳定性会比较强。这种文化现在已深入人心，哪怕研究员期间覆盖非常好的产业赛道，当他们升任基金经理之后也会自主地选择均衡配置、拓展能力圈，并非常注意控制风险和回撤，即使熊市时产品净值出现阶段性下跌，回血能力和未来创新高的可能性也较大。
这点非常有趣，我经常跟我们的基金经理聊，每个人给我的回答都是，不愿意被贴标签或者被定义为某种单一风格，也不愿意被作为某个行业贝塔的配置工具，他们都选择打破疆界，尽力而为。
谢卫：在当下，考虑到负债端的波动性，深度研究与大规模管理，我认为是有冲突的，如果投资端注重深度研究，就会形成克制，因为有敬畏，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如果能力圈不够或者投资框架容纳不了那么多资金，一旦资金量大了，业绩就可能平庸，或者只能跟着风口做趋势投资。如果强调深度研究，规模必然会受到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做出一些取舍，我们选择克制一些，要恪守在能力圈的范围内，追求规模有序增长，尽最大努力提升投资者体验。
从早期的慒懂到中期的一知半解，到2016年以后更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的信仰也从形成到不断加强，越来越坚定地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券商中国记者：交银施罗德基金有几年比较动荡，也走了很多人，后来怎么稳定下来？系基金相对约束较多，你们怎么激励员工，留住人才？
谢卫：我们过去没有激励制度，原因之一是公司实力不够强，二是薪酬相对固定。有几年公司的确走了不少人，公司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做一些激励制度的安排。我们尽可能把更多资源向投研倾斜，人数也很精简，管理层级不复杂，尽量扁平化。当然，我们更有信心的是靠平台留人，靠这片肥沃的投研土壤、默契的投研配合，让每个人都受益其中的价值观、氛围，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谢卫：董事长阮红是公司第一责任人，她的格局，对专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尊重，对公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我们对专业的尊重程度是非常充分的，大家都很仰慕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交银施罗德也是专业思想治司，专业的意见更重要，而不是领导的。
最能代表基金公司专业的是研究团队的厚度，在交银内部，优秀的研究员就是未来的基金经理，从招实习生开始，都是由多位基金经理参加面试，实习生一进公司就进入战斗状态，其中特别优秀的，经过几轮面试，才可能留下一两个，实习生是否留用由基金经理和资深研究员用专业的评判共同决定。基金经理对此也非常重视，有时在外地出差，也要专程飞回来参加面试。这样确保新人的专业能力、研究素养和为人品性都对味。研究员由基金经理们面试通过后，就要自己手把手带，投研之间的价值观、投资逻辑必然是一致的，基金经理们也就不会抱怨研究团队不给力，因为都是他们自己选的。
资产管理公司是以人为核心竞争力，不是靠注册资本金生存，而是靠专业生存，要尊重专业、尊重专业的边界，让专业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市场条线、IT部、中后台部门，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公司的专业水平最终会体现在产品长期业绩上。高管的管理能力，在我们公司主要体现在尊重专业上，只有专业团队在，公司才能很优秀。
谢卫：我早期做过营业部总经理，是老派的总经理，对投资只是粗浅的理解，早年爱去投资部门转转，关心一下，现在去的少，因为现在是深度研究，我跟投研人员并不在一个话语体系，我去硬聊什么呢。交银施罗德非常扁平化，每个基金理对自己的组合业绩负责，我们相信基金经理天然有把业绩做好的意愿，作为管理层，我们更多是关注一些风控要求，万一他们冲得太快我们反倒要拉一拉，看看是不是暴露了过度的风险。
所以我们也不是完全放手，我们对结果的要求是很明确的，就像我们对于好产品的定义是一致的，而实现结果的过程，我们尊重每位基金经理的路径选择。
谢卫：最近7年，我们投研团队没有从外面挖过一个基金经理，全部由内部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员通过考核选拔晋升为基金经理。我们的研究员都很自驱，而且内部培养让研究员的成长路径很明确，让投研文化一代代传承，这就是好的投资的开始。
我们内部有句话，是充分尊重、适度激励，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我们对人才的激励，除了薪酬待遇，更重要的是清晰晋升路径的激励。公司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愿意给土生土长的交银人，我们尊重交银的新人。虽然渠道、市场接受新人比较难一些，渠道都说交银的新人都不错，但往往发行时却还是想要老将、明星，但慢就慢一点，短期规模上也许有些压力，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现在走得不亦乐乎。
我们心态上调整好了，反而发现，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超出我们预期。我们把交银的投研特质跟合作渠道不断讲述，他们也在业绩中不断验证我们说的，就有了越来越多积极的反馈。所以我们内部一直说，做正确的事，回报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一些。
谢卫：我们管理层对于基金经理的认可和欣赏是溢于言表的，在交银施罗德发展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内部提拔年轻人担纲，之后他们的表现非常优秀，对公司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交银成长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的基金经理责任心特别强，当有的基金经理压力很大、很难做出阿尔法的时候，会主动跟我们表达。公司虽然也有压力，但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想法，每个人难免都会遇到低谷期，公司能做的是给他们时间、空间去沉淀，去调整。
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年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感谢领导们为大家构建充满爱与关怀的工作环境，我终于意识到，领导们的管理艺术造就的不仅是一个文化氛围，也是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因为再如何工业化规模化的证券业，都离不开投资的灵性，而灵性的土壤不会是纯理性纯计算的，那缺乏深入的体验，而我幸运的是不仅受益于公司温暖的氛围，也受到了很多投资的启发。
在新春佳节收到这样有感而发的信息，我很欣喜也很欣慰。我虽然已在公募行业工作多年，还是不断能从我们的团队中学习到很多，公司的氛围是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下自然形成的。这个价值观朴素的说法就是尊重专业、尊重常识、尊重人性。
谢卫：上海是基金重镇，优秀的公司太多，我们也比较紧张，但我们还是相信平台的力量。基金经理尽力做好投资，我们管理层则尽可能把影响投资的其它问题解决好，比如规模过大会影响投资业绩，我们就克制一下做规模的冲动。
2016年以来，我们通过内部培养不断诞生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如果未来几年公司再持续涌现出优秀的基金经理，公司的权益投资依然排名靠前，就可能是在创造历史。
谢卫：公司经营肯定是既要还要，我们也很努力很进取，跟渠道、机构方方面面紧密沟通，努力做好投资者陪伴，在保持中长期业绩的基础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投资者认知我们，要保持较高的行业地位和较大的整体规模，才有更多资源，更有影响力，也更能吸引人才。
如果市场团队没有进取心，都躺在投资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只要与公司的价值观没有冲突，我们会尽量去做，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拓展一些逻辑说得通、容量比较大的产品线，比如开发一些偏低波收益的产品，可能收益不像权益型产品那么高，但波动小、性价比突出，小步慢跑地给客户赚钱，这类型的客户需求实际上很宽广。
当然，如果跟公司的价值观有冲突，“既要还要”就不成立，比如对在市场高位过度营销、过度包装明星基金经理等激进行为，就要保持冷静和自省。
谢卫：交银施罗德的权益投资很优秀，我们决定把权益团队溢出的阿尔法，赋能到“固收+”产品，我们开始引导优秀的研究员去管“固收+”，管200亿权益产品难度很大，管200亿“固收+”基金，只需要配20亿-40亿权益资产，规模容量就显著打开。我们权益团队有大量的阿尔法，对增厚“固收+”的收益非常有帮助。
2017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基金组合——我要稳稳的幸福，年化收益7%左右、最大回撤3%左右，后来被盈米看中，在且慢平台力推，在投顾整改之前，做到150亿规模，成为全市场最大的基金组合。受到“我要稳稳的幸福”启发，我们发现年化收益5%-7%左右，最大回撤3%左右，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固收+”团队就在照这个标准去做。
谢卫：我们按收益区间来布局产品线%是现金管理和纯债基金，5%-7%是“固收+”产品，10%以上是主动权益基金。我们希望产品呈现出更高的辨识度，具体来说，权益投资中长期业绩要好，并且要控制波动和回撤；“固收+”要有性价比，要控制回撤，而不是看绝对收益；最底层资产是固收，包括货币、利率债、信用债，要求安全干净，不踩雷，做到2%-3%的年化收益就行，剩余的3%-4%，通过权益仓位来实现。
我们很紧张地管理着最底层的三块资产，固收产品收益不高，非常抠细节，包括到账时间、持有时间、资金的性质，比权益基金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同时控制负债端的进出，比如较大资金短期进出可能影响收益，我们就会采取限购措施。
对“固收+”的波动率我们也盯得很紧。去年股债双杀的市场让“固收+”类基金波动放大，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郁闷，虽然市场行情不佳，但我们必须要去复盘怎么做得更好。因为强调“固收+”产品的性价比，决定我们的产品比较温和，成不了短期爆款，但我们还是会努力增加个人投资者的占比，让他们体会到这类产品的好处。我们近几年反复打磨这个逻辑，现在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公司共同的标准后，比较容易保持战略定力。
券商中国记者：2020年基金热卖，你们主动权益规模排名后退了几位，未来如果市场走强，你们怎么办？
谢卫：我们会在基金经理能力圈范围内，尽可能做得好一点，赎回少一点，也可以对一些还有容量的权益基金做持续营销。我们通过对规模的克制保证权益产品的质量，同时要保证不断有新生代基金经理出来，如果未来新生代出来得多一些，我们的主动权益管理规模可能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希望质量比较高，公司的利润也不低，一是我们权益产品占比较高，二是我们比较精简，全公司仅300来人，人员开支、营销费用也较低。
谢卫：公募基金的发展质量是最重要的。公募基金有制度上的优势，有深度研究的基础，过去六七年深度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只要坚持走深度研究这条道路，较好投资收益就可以持续，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克制一下，发展速度也许会慢一点，但质量就能高一点，这个行业就能赢得老百姓由衷的尊重。
公募基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法，行业还在不懈地探索。但非常明确地是，目标一定是要让更多人受惠。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老百姓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资金提供方，想让市场发展壮大，就必须让百姓获益。一家基金公司只有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谢卫：我可能是少数收益丰厚的基民，因为我长期持有，最早发行基金时，大家不了解很难买，我都会自己买一点，一直持有到现在。后来到了交银施罗德，我买入了旗下不少基金经理的权益基金，除了转换，基本是只买入不卖出，所以，我基本上拿到了行业平均百分之十几的年化回报。我一般是在市场相对平淡一点的时候买入，保证牛市来时我在场，当然市场下跌时我也在场，我不认为自己有选时的能力。
券商中国记者：你曾经是公募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请讲讲你怎么走上参政议政的道路。
谢卫：伴随富国基金由初始注册地北京转变为落户上海，作为公募基金这类新业态中的博士学历高管和民盟成员，我在2003年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基金当时是新生事物，刚开始没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2006-2007年大牛市，大家对基金突然都特别感兴趣，我就组织了一些活动讲解投资的基本知识。在五年届满时，被评为积极履职的人大代表。2008年换届时，到民盟中央汇报工作，比较受认可，便推选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大多是智者、长者、大科学家、大作家、大企业家，却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两会期间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是政协大会发言，二是联组发言。我当时四十多岁，民盟中央给我机会，多次让我上去发言，大家比较认可我的发言，所以连任了三届，今年结束。这也是我在后来的工作管理中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原因。
谢卫：我一共提了35篇提案，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我在5年内发表过4次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提案，荣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该奖项是从两万个提案中选出200个；二是关于地方财政发债的提案，我认为土地财政不可维系，地方政府发债要更透明，也要有监督。
谢卫：提案有两种，一种是要解决问题，一种是提出问题，在社会上讨论，公募基金行业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已到要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呼吁。老百姓买基金却不赚钱的问题，总要解决，我们这个行业总要有所克制，我们要讲究常识，不要过一段时间牛来了，市场一好，又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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