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纽约电影人的热爱与行动

　　2020年，最大的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自私、任性、非主流的标签，逐渐让位给“社畜”、佛系、养生的自嘲。在富足和贫乏、保守和洒脱、乐观和焦虑之间，这个年轻群体所呈现出的多元和矛盾，也是复杂中国社会与飞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和精神面貌中打下了怎样的印记？澎湃·镜相栏目推出系列策划《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一起来看看当代90后的生存图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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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从哪里跟您说起呢？从我对纽约的爱开始吧，我热爱这里的艺术电影，热爱理想主义的人们，热爱充满干劲的状态！

　　2018年初春，我过完了25岁生日，即将从纽约大学Tisch电影研究专业硕士毕业，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留在纽约挣扎，还是直接回国找工作？

　　纽约就像一个宇宙飞船，满载来自世界各地的野心勃勃的人们。它是一个许多人都在做梦的城市，在这里，看月亮的人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如果你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容易就得到他人的鼓励。尤其是做艺术的人，无论是艺术电影、即兴喜剧，还是先锋戏剧等等，都能轻松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纽约三年，这座城市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满足了我对不确定机遇的好奇，允许我尽情释放对他人的友好，同时逼着我反观自身，确立了职业激情。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申请的艺术家签证还没有定数，但是发自肺腑地说，我很想留在这个充满野心的城市继续闯荡！

　　可是我少有可供比照的参考系。从人文学科毕业，和本土人比拼英语，在一年时间内找到全职工作太难了，难到像是一种妄想。在越来越小的告别派对里，我目送着国际生朋友们一个个离去，其中包括我四年同盟的本科男友。我们当初从上海一起来纽约，我的梦想是理解他的全部，除了打游戏看电影，还要成为论文的第一读者，贴近杨绛和钱钟书那种如切如磋的学术伉俪模式。但是，我在回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破坏了他的安全感，他离开学术进入了职业精英的轨道，似乎转移了志趣，于是我们退回了朋友的关系。

　　面对不那么明朗的未来，我的父母难免忧心。爸爸有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的女儿啊，你什么时候开始挣钱啊？”惭愧，在物价高昂的纽约读电影研究硕士，我始终没能实现经济独立。不过父母非常开明，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想办法从中挣钱”，可是后半句强调得少，好像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我只需要找到激情所在投入时间，成为行业里的出色人物，似乎获得可观薪酬自然而然。

　　父母是我逐梦的榜样。爸爸从小就喜欢追着火车跑，背诵列车时刻表，长大后，他选择了铁路的专业，做了铁路运输调度的工作，虽然越是节假日越忙，但这是他喜欢又擅长的工作。我的妈妈，在逐梦的路上绕了点路。当初她在家人建议下报考了计算机专业，的确非常有前景，但她不喜欢。妈妈床前总摊着一本《红楼梦》，每天反复翻看，书架上满是三毛的散文，爱看《唐顿庄园》等英美剧集，观影量远超过了我。可是受专业背景限制，她的工作常常都和计算机相关。直到去年，她通过层层考试，申请来美国当对外汉语老师，钻研教学方法，和外国同学介绍中国文化，她感到非常舒心。每次我聊起去留问题，妈妈说，这有什么可犹豫的？我看你在这里最快乐。

　　尽管我考虑到危机——我大概是国际生中最早开始实习的，从1969年建立的女性电影发行Women Make Movies，到中国独立影片发行dGenerate Films的代理公司Icarus Films，积攒了工作经验——但是仍然无法获得全职工作，毕竟毕业了，也不好意思再问家里要钱。

　　我倒在床上，感到泥潭深陷，想象JPG里自己盖着小被子，泪水浸没房间。我在头脑中翻阅自救锦囊，找到了毕业典礼小哥的一番话，他说：“保持行动”。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准备好，你是在做的时候慢慢上手。外部的箴言在关键时刻有催化剂的作用，这个声音把我知道的道理再讲给我听一遍，我果然行动了起来。

　　我开始打电话给毕业去西海岸的学姐、回国做电影的学姐、正在做影视新闻的学姐，问她们如何实现经济独立，找到独特的职业轨道，如何决定去留。与原本不太熟悉的学姐们交谈，印证了大三在卫斯理学院交换期间的感悟：女性之间的互助网络可以提供极大的温暖。

　　她们用自己当年的狼狈处境，勇敢的职业决策，以及回望的反思之光，照亮了我迷雾重重的小径。哪怕我不能立即获得工作，但是倾吐和聆听都舒缓了我的心情和情绪。我直面问题，开始四处告诉朋友们，我在找发行工作，听到消息请联系我，哪怕是有薪酬的实习也好。果然，毕业后的第一份发行实习就是纽约大学的同学告诉我的，她的老板和Zeitgeist Films的老板是好朋友。对于小公司，熟人推荐面试就像唠家常，而陌生人可能连简历都无处投放。就这样，我开始了每日20美元补贴的实习，享受着无薪实习中的豪华版本。

　　事实上，这段失业的日子，我一面找纽约的全职工作，一面保持行动，远程为华语电影做了很多事情！

　　其中一项是，我继续在暑期回国时加入的电影初创公司“午夜失焦”兼职。这家公司旗下有制片、国际销售和媒体厂牌，整个团队在巴黎、北京、上海、东京、纽约，都是电影迷兼工作狂，为作者型电影用爱发电。如果说一个青年导演有很强的作者意图去拍摄一部影片，我们会通过创投会、众筹等多种途径寻求资金，帮导演实现想法。电影完成后，我们根据影片主题和风格制定策略，投报电影节。我们熟悉电影节的运转，认识许多选片人，因为一直推荐优秀影片获得了信赖，对方愿意仔细多看几眼。如果影片入围电影节，我们还会陪同导演团队到现场，联系媒体曝光。接下来，我们为电影寻找各地区的发行商，让电影遇到更多观众，也实现盈利。

　　我主要负责寻找北美发行和全频道的社交媒体宣传，无论是做导演访谈，翻译物料，还是在脸书和微博上更新入围信息，邮件联络发行商，我都做得认认真真，希望每一步都能让华语电影离欣赏它的观众更近一点。

　　等到2019年，又一个春天到来时，我第一次参与欧洲三大电影节，以制片主任的身份跟随祝新导演的《漫游》团队来到柏林。电影节的几日真是忙碌极了，兴奋极了！我们在欧洲电影市场的小格子间轮流坐镇，和走过路过的世界各地从业者介绍电影，跟选片人和发行商们见面约谈。我密集观影，拿着一打世界首映的票进入未知的黑箱，和老友重逢，和新朋友相遇，半夜还给“深焦”写短评，向远方的影迷朋友传达新鲜的见识和见解。

　　我们在线上聚集了在世界各地准备学电影、正在学电影和毕了业的同学们。最初有联通产业界和学术界的Cinetopia，后有准备电影留学的互助群，纽约学电影的新生交流群，再有“剧组招募令”发布板块形成的 “深焦”拍摄群，从笼统的“满世界找帮手”，拓展到北京、江浙沪、粤港澳、欧洲、日韩、东岸、西岸等地方拍摄群。我想让世界各地的青年电影人们沟通信息，展示自己，在人生早期遇见共同成长的靠谱朋友，或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有热心人帮助。作为管理者，我因此变得非常忙碌。但是，每每看到群里同学找到团队后短片入围A类电影节，通过心仪实习的面试，见到朋友一见如故开展合作，都让我很有成就感，极大地缓解了我的失业焦虑。尽管我还没有着落，但是我能帮助别人获得成果呀！

　　两年前，也就是2017年暑假，我第一次回国。我在回国的两个月内，打算尽可能尝试电影行业的环节，了解我未来的工作方向。

　　老师推荐我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部实习。上影节邀请的嘉宾咖位很高，我作为工作人员，整个过程特别开眼。当时，我第一次接机，举着张大春的名字，按照网上照片寻觅身影，而他早已健步如飞地绕过人群，在我身后招呼我。他说：“行走江湖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不让别人操心”。一路上我问了许多问题，比如导演拍摄一部影片的创作冲动来自哪里，他说，有时是一个故事，一个情结，有时是一个技术难点，例如毕赣新片的一个动力来自片中2D向3D的转换。我答应他保密，直到《地球最后的夜晚》在纽约电影节上映，我才舒了口气。后来我的第一份自由职业工作，竟是这部影片的北美华语社群推广，真是缘分难料。

　　电影节后，我直奔北京，去一家制片公司实习，开始感受北漂生活。我租了三里屯边老社区的一间房，洗澡会漫水，室友不停地换。夏天没有空调，但是一楼很阴凉。空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张床，意味着我不用下床一切触手可及。那段时间我了解到影视内容在政策下的风险评估，认识了诊断剧本一针见血、待朋友特别真诚的北电伙伴，和楼下吉野家的牛肉饭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一位前辈说，她从我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热情地把我带入她的圈子。她引荐我配合高人气的主播小哥，现场给观众介绍“百老汇香港影展”。我记得自己穿着斑点裙，踏着高跟鞋，声音被风带走，观众听不清我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夸小姐姐可爱。而主播小哥完全不了解香港电影，猜海报人物的时候尴尬至极，镜头大部分时间对准开幕式小食，他一边吃一边抱怨最近工作忙。

　　汤唯出场时，电梯旁等候的小哥突然害羞，我满载观众的期望，钻进人群问汤唯：“听说您FIRST电影节期间晕倒了，最近休息得好吗？有没有吃好吃的？”她听到如此无关紧要的问题，先是一愣，再微笑解释说，休息好了，不过一直忙，没顾上美食。我暗自想，以后若无法深入交流、平等对话，还是不要犯傻了。当然香港影展本身很用心。我看了海报展，与安乐影视的江志强老板做了一段访谈，参与了《癫佬正传》《半边人》的放映，认识了百老汇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也明白自己不适合做主播拍档。

　　业余时间，我发起两场点映，逼自己深入影迷圈。其中一场去了福建龙岩的外婆家，是范俭导演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我通过“大象点映”平台召集了70多人。这场点映可谓做得轰轰烈烈：表姐帮我烘烤了一屉美丽的小饼干，免费发放给来看电影的人。舅舅作为摄影师，拍了一堆活动照片。妈妈的中学同学们帮忙转发，把观影活动变成了一个开在电影院的同学会。我的同学们带着父母来观影，场面十分热闹和温馨。映后，我举着话筒跟大家主持了一段讨论，谈论人物的选择，鱼的意象，影片主角的动人时刻。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电影可以作为人们相聚的理由，电影院的空间可以成为跨越年龄和背景的讨论场所。

　　重返纽约后，我就在思考把这些联结和火花带到各处，包括纽约华人身边。前阵子，我认识了一位定居佛罗里达州的清华妈妈，她希望能让孩子多接触华语片，学习汉语，即使远隔重洋，文化的根不要完全断掉。这也让我意识到第二代移民们是华语电影非常重要的观众，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去做，让像我自己这样的异乡人在电影世界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想去付出和收获的心愿。

　　在这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件大事。我和男友和平分手了。这给予我的除了伤感，更多的是惊异。四年关键时期的共同成长，竟然也会有分别的路口。

　　回望这段长期的亲密关系，我发现爱情故事，剥除了仪式感的瞬间，都是成长故事：

　　第一，我学会了调解自己的情绪，减少对男生的试炼，人类的忍受力是非常有限的，求证太多会成为消耗。

　　第二，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以免积压怒气值。怒气会伺机在对方无法理解的小事上爆发。如果谈话状态不佳得快速收场，选择精力充沛的时候再去聊开。

　　特别要紧的是，双方应该是一个完满独立的个体，善良有义气，好聚好散，能尊重彼此的选择，鼓励彼此的发展。

　　关于恋爱模式，我曾向往学霸式的爱情，永恒的灵魂伴侣，但慢慢发现，一段亲密关系在意的不是双方的学业和事业成就，它基于“共同的生活”，里面除了互相倾听，安抚情绪，共渡难关，还需要能一起享乐，花时间玩耍，这其实也不容易。

　　失恋那段时间堪称“个人精神史上的遽变期”，用杨明明导演的话说，“失恋的人是高贵的。”

　　当时，她恰好来纽约放映《柔情史》，我帮助她联络电影节行程，她是我在纽约游荡的借口。我们去东村的复古服饰店，挑选最酷的小棉袄；在威廉斯堡的WholeFoods分享赠送的饮品，买到一个莲蓬的精魂；在布鲁克林大桥下吹风，摆出望穿红尘的pose。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为我疗伤，向我耳语，这世间有更多有趣的事物值得关注。与剪去万千烦恼丝相反，明明为我散开了头发，让蓬松的自然卷堆出小狮子的造型。她在纽约地铁站的人潮里给我拍照，现在想来有点《千禧曼波》的意味。

　　在她的镜头下，我找回了在原有教育系统里被压抑的“魅力”，我不再是梳拢马尾、睁着大眼睛一脸天真的幼齿少女，我也可以是热情和狂野的外化，将自然卷从难以驯服需要藏匿的劣势，变成勇敢独立无所畏惧的新符号。

　　外部的变更助我注入重新开始的勇气。当天，我收到了矫正牙齿的塑料模型，按周更换，六个月后，当牙齿完全齐整的时候，我再无伤痛感，原来疼痛和记忆是有限的，时间的确能治愈一切。我向老友倾诉，恢复联络，更新彼此信息。我很欣喜地看到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增强，在忙碌的工作中保持靠谱，也能和自己偶尔反复的心思和解。

　　我全身心地发展自己，不再以支持对方梦想为借口，逃避发掘自己的职业激情。在许多朋友和这座城市的帮助下，我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也不会恐慌未来遇不到更好的人。说实话，每个人都在关系中成长，如果更晚相遇，大家更能体贴对方。即使没有合适的伴侣，过一个自给自足的快乐人生也是完全可行的！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善良得像小天使的男生，他精力充沛，无比体贴，有着许多爱好，总是积极地面对繁琐事务。我们一起滑雪、溜冰、游泳，我记得一次室内攀岩，我突然恐高进退两难的时候，他没有教我如何退却，而是爬回和我一样的高度，建议我下一步可以往哪走，非常坚定地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我和他分享抵达巅峰的成就感。我们一起削萝卜熬排骨做饭洗碗，也一起浪费时间打游戏，每周揣着会员卡到AMC电影院看荧幕上的纽约，从《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时代广场，《疾速备战》里的中国城，《太阳也是星星》里的罗岛，《爱宠大机密2》的中央公园，一路刷到《黑衣人：全球通缉》里的布鲁克林，体验多倍的纽约。

　　话说回来，失恋给我的启示不是“你永远可以遇到更好的人”，而是“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有能力重新开始”。一个人陪伴的时间也许很长，也可能有突然的分别，但是这些共同成长的日子和再见，都是宝贵的经验，有趣的故事。如果有重新出发的能力，快乐始终是可以保证的。

　　我原本以为推荐华语艺术电影是用爱发光，无私无偿，没想到我可以通过这份熊熊燃烧的激情，在北美发行商这里获取一笔报酬。我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电影知识，以及微信微博的新媒体技能，找到了独特的职业位置：华语艺术电影发行的专员。

　　2019年春天，北美涌入一波华语艺术电影，我的机遇也来了。我为Kim Stim发行的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做自来水宣传，在“深焦故事”的主持中为Cinema Guild发行的仇晟导演《郊区的鸟》摇旗呐喊，又招呼大家赶紧去AMC看白雪导演入围柏林的《过春天》。最开心的是，Kino Lorber聘请我做毕赣导演《地球最后的夜晚》华语社群宣传，《地球》的北美票房超过40万美元，成为同期艺术电影中的票房冠军，真是让我备受鼓舞！后来，Kino Lorber还推荐我去Cohen Media Group发行的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小试牛刀。

　　与此同时，我在国内的新媒体平台主持“深焦故事”，邀请活跃在产业和学界第一线的电影人来分享行业观察、个人经历，为初入行或者读书期间的电影爱好者提供一手的信息。往届嘉宾包括纽约大学毕业回国发展的康越明，从清华、港浸会毕业的《郊区的鸟》导演仇晟，从欧洲FAMU毕业剧本创投获奖的韦永垚，还有在CalArts执教的《动物方言》导演雷磊。我邀请报名的人进入深焦故事微信群，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同样好奇的伙伴。

　　三月底，我入选了林肯中心（Film at Lincoln Center）和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 Film Festival）联合举办的“电影产业学院（Industry Academy）”。我和十四个电影人坐在台下，看到Magnolia、Neon、IFC Films的艺术电影发行CEO在台上谈笑风生，给后来者坦诚而智慧的建议，我们感到自己很幸运走进了这扇门。他们是行业顶尖的人物，又是顶要好的朋友，而多年后的我们也将是这样一批互相信赖的中流砥柱，为更多的人打开这扇门。

　　令人惊喜的是，我还实现了以电影的名义满世界旅行的梦想。夏季，我参与多伦多的木兰电影节，翻译两部影片的映后谈，第一次见到巴黎工作的同事。我联系北美的发行公司，完成了公司的第一笔销售。秋季，我协调杨明明《柔情史》在洛杉矶“中国电影双年展”以及纽约“创新中国文化节”的展映。冬季，我到“美国电影市场”观察行情，在洛杉矶华语电影节代念获奖感言，捧回了《柔情史》“最佳剧情长片”奖。我作为制片主任，远程沟通《漫游》在泰国的后期要求。次年2月，我和严谨的柏林电影节对接无数表格和物料，在“欧洲电影市场”宣传祝新导演的处女作《漫游》和张律导演的新片《福冈》。夏季，我联系周圣崴导演的定格动画《女他》在北美各个电影节的DCP流转。

　　2019年6月20日，这是我离开纽约前的倒数第34天。因为目前复杂的签证环境，这趟从纽约飞往上海的航班订的是单程机票，究竟是短暂的告别，还是漫长的一去不返？我热爱纽约，但不知与她的缘分有多长。

　　电影梦开始的地方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大三交换的时候，我初次了解电影研究这个专业。激情洋溢、学识渊博的意大利电影爷爷，让我第一次看到丢失真相的《罗生门》，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超现实元素的《世界》，像梦境一般喃喃呓语的长镜头史诗《俄罗斯方舟》，将镜头对准观众的《轻蔑》，以及穿梭于多个哲学论题而无法醒来的《半梦半醒的人生》。我一边学着基础的电影理论，制作视频短片形式的论文，一边在沉醉于带着情感来思考的影像，体会了后现代的碎片感和魔幻感。哪怕是日常看到发愣的松鼠，都以为是世界的录像带卡住了一秒。

　　我想追求文字所不能抵达的思考，专业从复旦中文转向纽大电影。对于研究者而言，电影比起文学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维度，包括画面、调度、声音、表演、产业等等，深挖起来非常有趣。而对于大众来说，比起耗时更久的书籍，每个人只要花两个小时和很低的经济成本，就可以非常享受地拥有一段故事。看电影成为我们时代难得的共同经验，据此，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对话和交谈的公共空间。一些个人兴趣和社会意味都成为我选择电影研究的原因。

　　我曾在“自由”的旗帜下掩盖自己“无用”的状态，虽能保持自身的纯净，但是没有发声的平台。如果不能证明理想主义者有存活的空间，那么如何让理想被更多人践行？

　　好在没有校园庇护的纽约大学，让我在求职压力的滚滚红尘中学习。插着紫色火炬旗帜的就是我们的教学楼，分散在纽约的一个个街区，环绕着永不停息的打桩机，底下是建于二十世纪初隆隆作响徐徐冒烟的老地铁。学校与整个纽约的行色匆匆贴近，每个人都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梦想，将梦想变成职业目标。看着许多本科同学创业，我被逼着寻找自己的出路，积累实习经验，找到自己的优势。

　　现在看来，我将华语电影推到电影节，在纽约的电影院推广艺术影片，建立电影人和影迷的微信群，所作所为，都是同一个念想的延伸。我总在思考和电影相关的一切。有阵子沉迷众人用私人记忆绘制的纽约地图，于是，我邀请纽约观影团的伙伴，评测纽约近二十家独立艺术电影院和观影场所，发布在我的公众号“萤火点灯人”上。从林肯中心、MoMA、BAM、MoMI的艺术电影支柱，到潮人汇聚的Metrograph，影迷策展的布鲁克林Alamo Drafthouse和Nitehawk鸡尾酒影厅，还包含了法盟、Japan Society、NYU等文化机构，我们细数自己的电影院记忆，把喜爱的地方推荐给其他人。如果我们有一天得离开纽约，我希望这是大家临别的礼物，一张标注着快乐回忆的艺术电影地图。

　　两年前，我还制作过一个“文学、电影、艺术：海外华人的纽约踪迹”的互动地图。我在纽约的地标上放了木心的诗，北岛的散文，《甜蜜蜜》人物的踪迹，活跃艺术家的工作室，等等。看到他们在林肯中心的音乐会中陶醉，为纽约地铁的臭味而皱眉，在陌生人的善意里感动，用蹩脚的英语和外国友人表达思考，原来我所感受到的孤独或惊喜，这些人也都感受过。遗憾的是，海外华人的奇妙经验和文化冲撞，很难从外部一览无余，必须由后来者的亲身体验一点一点照亮。所幸的是，相对于国内城市样貌的飞速更迭，纽约倒显得迟缓如老档案馆，跨越几十年，你仍能找到他们讨论的地标，联通彼此的经验。我记得白先勇《纽约客》里有个女孩凤仪写信告诉妈妈，“以后不必再寄中国罐头来给我，我已经不做中国饭了，太麻烦。”我望着冰箱里的速冻水饺和印度咖喱饭，深有共鸣，我和最初每周拖着小车去中国超市买菜的自己很不同了。比起吃东西，我还有更多事想做。

　　对于未知的路，我准备好随时行动，《再次出发》。这是我申请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时用的题目。引起我共鸣的是电影《再次出发》中，奈特莉饰演的女孩来纽约逐梦，在天台和街角找到自己的音乐风格。可是我当时没有注意到的是，她与曲风不同的男友分别，遇到许多有趣的人，帮助别人建立联结之后，骑着自行车继续前行。

　　是的，在纽约做电影，漂泊和未知是常态，但我喜欢这种不断追寻意义感、自己确立路径的方式。我希望能走出这条路来，这样就可以向周围的朋友喊一声：“来吧，这条路走得通，能感到幸福！”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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