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业就是这样:过去两年,聚焦主业、砍业务线、锁Headcount、裁员降薪,成了涉互联网新闻里的高频词。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信号一出,不少人迅速将目光投向了科技股走势。但刚过去的三个交易日,股价的起伏走势跟许多人设想的并不一致。
在此背景下,一如裴培老师所说,市场早就预判了对平台经济的松绑,并体现在了估值当中。
接下来,市场就等全球独角兽TOP2的IPO和某滴的重新上线,来打下一剂强心针了。
而要持续营造「互联网友好型」的舆论生态,社会多方也该摒除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
在网上,总有些「揭秘」文章像是发现了惊天内幕那样惊呼:「某某互联网巨头,竟是外资控股!」
你跟他们说,让外资利用VIE结构投资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嵌在改革开放大版图之中的落子,他们假装听不见。
经济学者孙萍就总结道:现在对数字劳动的研究,无论研究的是抖音、快手的直播者,还是B站的Up主、「爱优腾」的内容生产者,抑或是网约车、外卖、快递的平台劳动者,结论不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等单一化论点。
类似的话语方式多了,许多人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也会刻板化。以至于互联网企业集体受挫后,有些人还乐见其「沉」。
将资本污名化,再把互联网平台看做「资本-劳动者」架构中的资方,这本质上还是用阶层本位思维看问题。
这不免让人想起齐泽克在《以阶级斗争对抗阶级主义》中调侃的,Marxist的问题打开方式就是「阶级,阶级,阶级」,在他们眼中,阶级超定了全部的社会身份。
齐泽克还在论 述「因特网政治」时,将其概括为:「因特网贵族」与「用户无产者」之间新的阶级抵抗,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不得不说,当下这股复杂的情绪,夹杂了太多块垒在其中,尤其是跟社会资源分配相关的。而996、内卷等,又恰如其时地奉上了弹药。
批996和加班文化、反思内卷,再正常不过,但动辄沿着泛阶级论将其上升,无疑是互联网平台的难以承受之重,就像那些互联网大佬无法承受「路灯挂饰论」之重那样。
对于互联网平台,该有多元化视角去审视,而不是用「阶层本位」视角统摄所有的问题分析框架——老想打土豪,也挺没意思。
互联网是坐落在国民产业体系中的,从资金穿透角度看,平台企业的股权结构表里就只有那几个人,但从产业价值维度看,它又不是「属于少数人」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连着大众生活便利度,也连着国家竞争力。资本无非是提高生产率的要素。
我之前曾写过:如今很多人都是「从中国社会看互联网」,但在当前形势下,人们该更多地「从世界看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观的视角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实力首先是中国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受损,也是中国的损失。
正如毕亚军老师说的,中国社会该以更高层面的大「国有」观念来看待企业,即首先以「中国的」之眼光看待不同企业,再有狭义上的国有和民营。
但懂经济的人都知道,郑州富士康不光是郭家的富士康,更是当地的支柱型企业:
2020年,郑州富士康以316.4亿美元的出口额高居中国外贸出口百强企业No.1,在其带动下,过去11年里,郑州外贸总额大涨15倍;
富士康的落户吸引了超3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让郑州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带和精密制造产业群,「国际郑」的名声因此愈发响亮;
富士康还是个能贡献可观税收的纳税大户,是个能拉动约30万人就业的巨型就业容纳池。
在当下,互联网平台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如隐私过度索权、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等。
从宏阔视角看,互联网平台是「去中心化」基础上的「再中心化」中枢,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的话来说,伴随平台 而至的,是新型社会权。
马长山老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社会的二分结构和社会契约论,以宪法轴心来设定国家和社会的纵向「官民」关系,以民法为轴心设定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人身财产关系,形成了横纵两条线的总体构架。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二元结构就转变成了国家/平台/社会的三元结构。
在他看来,平台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它拥有制定平台规则的准立法权、管理平台的准行政权、解决平台纠纷的准司法权。平台拥有的准公权形成的是新型社会权,既是社会的power,又是社会的right。由此形成的,是政府、平台、用户之间的公权力、私权力(权利)、私权利的博弈格局。
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社会权需要约束吗?当然需要。但同步出现的,该是三元结构中私权利保障水位的提升,而不是公权力辐射半径的扩充。
可现实中,太多人没看到这点,他们轻易将复杂的利害权衡归于一句「一鲸落万物生」的结语中,却没看到互联网平台有其两面性:A面是能扩大社会就业、增加社会活力等;B面是数据隐私安全等。
有问题当然该治理,但到底是大力支持基调下的鞭策,还是全盘否定基础上的暴击,有着本质区别。
一是智能手机。在功能机时代,中国手机品牌几乎不配有姓名;到了智能机时代,除了美国的苹果、韩国的三星,就是中国的小米OV和真我了(本来还有华为)。
二是新能源汽车。在燃油车时代,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份额约等于0,德日二分天下;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中国成了唯二拥有车身、底板、三电系统等硬件和智能座舱、自动辅助驾驶等软件也即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另一个是美国,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354.5万辆,占世界的近60%,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动力电池厂家目前有六家是中国的。
中国制造底子渐厚是基础,互联网技术支撑也尤为关键。没有ABCD+5G(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5G)等数字技术,汽车赛道的革新就无从谈起。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发展迅猛,也跟互联网技术积累的外溢效应紧密相关。
近几年,互联网平台都在努力穿越周期,越来越多企业都在布局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似乎成了「旧物种」。
这会枪扫一大片,因为平台经济目前仍无法跳脱消费互联网的「引力场」,它们的利润主要还是靠消费互联网去获取。
按照「产业互联网将兴,消费互联网将衰」的逻辑,眼下以消费为主导的平台经济似乎走到了头。
对互联网平台而言,充当产业互联网基座的确重要,但将来大概率不是要用产业互联网去替代消费互联网业务,而是要稳住消费互联网基本盘+拓展产业互联网增量业务并举。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仍对「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傻傻分不清楚。
「互联网 +」是消费互联网的概念,强调的是连接,依托的是流量灌注,要发挥的是互联网削减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物联网是从传感器网络延伸开来的,其技术支撑包括蓝牙、Wi-Fi、Zigbee和Cat.1、NB-IoT等,华为小米的AIoT网络就在此列。
产业互联网是让数字技术渗入产业肌体内部,改善管理、流程、制度和工艺,带来产业效率变革。
为什么产业互联网重要性愈发凸显?因为中国社会的供需情况发生了一场深远性的格局调整:过去几十年的供不应求局面,在中国制造的逆袭下,已变为供过于求。
这么一来,消费者选择空间就大了,难免会变得更加挑剔——往上走,就是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增加,往下走,就是对性价比更看重。因此供给侧势必得跟着调整。
而产业互联网改造的是生产端和供给侧,这跟以往消费互联网聚焦消费端和需求侧迥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在反向定制流行的情况下,产业互联网注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但生产端更重要了,不代表消费端就不重要了。消费是经济经脉循环的起点,消费不振,需求不旺,厂家也会失去生产动力。
不是说以后要推动产业降本增效提质,人们就不需要网购、快递、点外卖、网上买药了。
阿里搞云钉一体,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大商业版图下的「留量」;腾讯要做数字化助手,不意味着就会放弃通信与社交、游戏等领域的优势。
所以,阿里说要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结合得更好,腾讯也说要「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
说白了,产业互联网是蓝海,消费互联网是红海。蓝海是海,红海也是海。消费互联网依旧是个巨大的业务盘子,虽然增量红利在边际递减,但红利并未消失,存量依然惊人。培育了这么多年,它仍值得重视。
这三年里,交困之下,国民储蓄率达到了高点,需求收缩、消费萎缩势头明显。如今进入感染高峰期,消费复苏并不容易。
这仍需要互联网平台在促消费上发挥积极作用。没必要因为消费互联网的增长到顶,就对消费互联网各种唱衰,甚至给平台经济判死缓。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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