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对自己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

　　6月28日，北京国家体育场，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现场，看台上跟着歌声挥舞双臂的年轻人。演出现场，台前幕后，都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中有参加演出的表演者，有担任晚会服务工作的志愿者，也有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感受与见证这场展现中国百年历史成就的盛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不久前，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从新闻媒体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12至2014年间利用丹麦情报机构监控欧洲政要。

　　中国人向来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国际政治是很多家庭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中国的线后”）年轻人完美地继承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都知道爱德华·斯诺登当年的爆料，以及NSA的所作所为。

　　“美国这样一个窃密大户，居然打着‘清洁网络’的旗号，声称要维护网络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发言在中国社交网络上热传。人们不理解：为何美国能够如此虚伪，为何美国明目张胆地搞窃听，连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过？

　　令中国年轻人感到不解的不止于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表现，着实令人大跌眼镜。他们不明白，为何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病毒大规模袭击人们生命的时候，还把时间和公共资源大量投入到政治拉票上面，却无法也无意于说服他们的国民做出哪怕戴上口罩这样微小的个人牺牲，更不用说接受严格但暂时的封锁，即使这么做会阻断病毒传染、带来巨大的社会整体防疫利益？一些中国读者发现，说起抗疫成功，西方媒体只提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尽管这些地方的人口远少于中国，抗疫难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尤其不解，那些发达国家为何会如此反智，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总是与科学家唱反调，还有这么多支持者奉陪买单？

　　对年轻的中国读者来说，最近阅读外国新闻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语言不是问题，许多中国青年的外语非常之好。但他们无法理解，西方媒体一直标榜的客观公正到底去了哪里？当涉及中国时，这些报道变得如此荒唐走板：得出惊天重大结论以前，记者甚至根本没有到现场采访过。一些人在这些新闻下面留言，“这已经算不上是报道了，而只能被归类为信口开河和污蔑抹黑。”很多中国人曾经真诚地相信，西方媒体应该是有操守的。但现在却发现，它们没有。不少人心目中西方媒体标榜的“尽量调查真相、表述客观平衡”的形象轰然倒塌。

　　许多到西方国家学习和生活过的青年，对那些国家如此双重标准更是感到失望。因为关于中国年轻人的质疑和不满，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全部避而不谈。而美国本土越来越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则让他们感到愤怒。

　　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许多在欧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捍卫中央政府的立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以及2021年新疆棉花遭到不公待遇时，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批评抹黑者的队伍。这些眼界开阔的中国青年用行动表示了他们的愤怒。

　　中国年轻人愤怒的是，西方媒体上大量编造、嫁接或断章取义的报道，描述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祖国。而他们的祖国因此不能在世界上，至少是在西方国家获得应有的待遇和应有的尊重。在技术和贸易上，中国企业和产品，频频受到美国拉帮结伙的一些国家以政治为目的的打压和敲诈。从人类文明进程上看，这绝对是不公平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对西方失去信心……许多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相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产生了更好的结果。他们相信，疫情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是真实的，它并不是政府宣传的夸大。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吴凯瑞在2020年4月对近2万名中国公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变得更加信任自己的政府。当年5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中国数据实验室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支持率超过90%。

　　中国年轻人愿意为国家出力，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代表着最广大的公众利益。青年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第一时间驰援湖北的4.2万多名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00后”。还有无数青年人奋战在工地、社区、工厂以及运输保障等各条战线。

　　“好像瞬间就把我们最底层的颜色翻出来了。”被誉为“最美志愿者”的华雨辰说。她认为这种底色就是中国红，就是爱国。这位90后女教师是疫情暴发后武汉第一批志愿者之一，她开着自己的车冲出家门，帮忙搬运每箱25公斤的消毒水，并在方舱医院担任播音员。

　　2020年4月15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在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前往机场的路上，一名志愿者向医护人员举起塑料版，上面写着“感谢首都，因为有你，武汉不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计有4.2万名医护人员援助湖北，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是最后一支离开的援鄂医疗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2018年，在北京政府机构工作的刘中文来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河北省村庄，担任驻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这是中国北方一个典型的村落，曾是全县贫困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农业几乎是这里唯一的收入来源。34岁的他赴任时随身带着吉他。他来到村里，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给村民们量身定制增收方案，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村民们修通了村里的道路，建起了扶贫车间，为村里的小学建起了电脑教室和水塔，还教村民们如何使用网络直播卖货。在工作之余，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感叹自己虽然愧对家人，但却无愧青春。

　　像他这样专门为扶贫而来到农村工作的青年人，总数超过100万名。此外，还有数十万名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担任“带头人”，另外近40万名青年人在农村支教、支医，或是提供其他公共服务。他们都是自愿来到这里帮助最有需要的人的，和几十年前的父辈一样，为农村带去急需的知识、技术，以及与先进地区的联系。在他们，以及整个中国的共同努力之下，2012年以来，共有近9900万农民摆脱了贫困。2021年2月，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了全部脱贫。

　　农村是中国的“摇篮”。虽然成立在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但中国一直重视倾听农民的呼声，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重温这段历史——不是通过教科书或在课堂上学习，而是主动到现场去探寻。这种前往革命纪念地的旅行被称为“红色旅游”，在中国越来越繁荣。2019年，超过7300万游客造访了中国在战争时期的首都延安，比三年前的游客数字几乎翻了一番。旅游平台同程艺龙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的“五一”假期，21岁至30岁的游客占“红色旅游”预订和搜索量的40%。

　　讲述中国革命历史的影视剧也非常火爆，例如最近播出的描述中国如何成立的《觉醒年代》，成了家喻户晓的话题。这部电视剧的演员还在上海街头与市民们互动，继续扮演剧中的革命先烈，与今天的年轻人对线%的受访者最期待通过观看相关影视剧、纪录片和演出来了解、学习党和国家的历史；74.7%的受访者确信，年轻人学习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认清中国所处的现状，树立强烈的使命感。

　　“现在的年轻人更加自豪和自信，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四川女孩张怡文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他们想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到今天的。”

　　中国人乐于也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个国家拥有也许是全世界最详尽的历史记录，文化的传承使得今天的年轻人仍然能相对无障碍地阅读几千年前出土的文献。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活着的：中国首都西北的圆明园，是中国清代大型皇家园林，1860年被英法两国军队洗劫并焚毁。如今那里成为遗址公园，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样，沉默的废墟时时提醒着中国人1840年以来被殖民者压迫的过去。

　　一些西方学者担心，这些历史叙事会为民族主义添加燃料。这种想法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民族主义对中国而言是很陌生的，中国更熟悉“天下”这种多元、包容的文明样态。中国人重视内省和反思，最推崇的是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而非对外征战、开疆拓土。中国人对“劳师远征”有着天然的反感，“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诗句是这种心态的典型描述。中国哲学讲究“中庸”“调和”，在民间语境中，则被表述为“和气生财”。这些成语表明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代代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不例外。

　　和全球Z世代一样，作为拿着手机长大的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中国年轻人与“封闭”“保守”等形容词无缘。得益于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这批青年的消费能力无与伦比，麦肯锡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19年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时尚市场。得益于此，一批中国品牌也在迅速崛起，例如正在对耐克和阿迪达斯市场主导地位形成挑战的李宁和安踏。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格言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莎士比亚）之于说英语的人。当中国人吃饱穿暖之后，读书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和一些西方企业家一样，中国的富商也乐于捐资助学。这些传统观念在新时代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均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政府、社会机构和企业都为学生们提供各类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只要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不用为学费和生活费问题担心。2018年，中国学习外语的学生已近2亿，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体，仅当年一年，出国留学人数就达到66万人。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着工程师的基因。年轻一代的父母都熟悉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确实很认真地学习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拥有工程师最多的国家，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使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无论所学的是什么专业、感兴趣的是什么，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其中很多人早已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在中国被誉为“大国工匠”。他们被邀请在各种媒体和场合频频露面，是广为人知的明星。

　　虽然年仅24岁，但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的焊工臧铁军却已经完成了近25万米的无缺陷焊接，成为公司建立以来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中国最新型的高铁车型——“复兴号”的设计团队中，35岁以下青年设计师有136人，是团队的主力。

　　邹斌和臧铁军几乎同岁，但他的工作似乎没有后者那么饱含科技含量：他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建筑工人，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工地上和灰浆、筛泥沙、砌砖头。但这并不妨碍邹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2014年，他在一家建筑行业的大型企业的技能比赛中拿下砌筑组第一名，在2015年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为中国赢得了首枚砌筑奖牌。如今，邹斌已经成为了公司的质量管理员，还成了一名中国党员。

　　张嵩昊今年26岁，是家里的独生女，也是一家创业公司的技术部门负责人。该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瞪羚企业”，研发出了多项“中国第一”。公司的百余名员工中，90后占了70％以上。

　　这家公司位于合肥，这里拥有中国最好的理工大学之一——中国科技大学，拥有“中国的斯坦福”的美誉。相似地，它也催生了“中国的硅谷”，拥有中国一流的科研集群和产业集群，特斯拉公司的强劲对手——中国的电动车生产企业蔚来，就将工厂设在这里。2020年9月，在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0”排名中，合肥跻身全球20强。

　　中国青年人的创业热情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同龄人。2014年以来，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大学生创业者达到371.5万人，一大批由青年创业团队领衔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脱颖而出。2015年，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成为创新热潮中的“一极”，每天有4000家创业公司诞生，而即使在2020年上半年，中国每天平均新增市场主体6.4万户。

　　中国的地方政府们正在为吸引这些年轻人而激烈竞争，纷纷砸下真金白银。“深圳给了我广阔的空间和帮助，深圳青年联合会得知我们的创业需求后，马上教我们如何办理相关事宜。每条街道都有24小时自助行政服务站，只要刷证件就能办理业务，非常方便。”2019年，23岁的香港青年歌手丁政凯逐步将生活与工作的重心从香港转移到深圳。在当地机构的支持下，他在深圳筹建了乐队演出场地。

　　创业热潮的背后，是大量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就业压力。中国大学生的毕业人数每一年都在刷新纪录，2021年一年就有近910万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政府对一些国家惊人的青年失业率保持着十足的警惕，为了防止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绞尽了脑汁，动员和激励所有相关资源的参与。幸运的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经济为年轻人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中国最顶尖的青年才俊加入了被称为“ATM”的三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或者它们的竞争对手，如字节跳动、小米和拼多多。更多的人则进入更广泛的创业企业，成为电竞选手、网络作家，或是服务于快递和外卖行业。2019年，这些在“共享经济”中服务的人总数达到了7800万。虽然这些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总是非常理想，但是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独立。

　　很多年轻人选择成为网络主播，其中一些人成为网红，直播电商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18年，浙江诸暨邀请了上百名网红前来直播，销售当地的知名产品——珍珠（诸暨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珍珠产地），两个小时网售金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很多网红主动帮助贫穷的乡村直接售卖当地特产，2020年12月，中国最著名的“带货主播”李佳琦在短短5秒的时间里就售空了40万斤内蒙古出产的大米、5秒售罄了安徽的核桃，又在7秒内卖出了12万袋河北的手工面条，使1100多户农民获得了近440万元的收入。另一名中国顶级网红薇娅，则在直播2秒内售空了1.3吨云南农民的咖啡。

　　移动互联网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社会关注的众多问题的解决。环保是最瞩目的例子。在去年11月的一次直播中，李佳琦突然呼吁观众退出直播间，参与快递纸箱回收活动，将快递纸箱投入到全国7万余个快递驿站和网点，进行回收再利用。这一卖货的中断，使这位网络明星损失了数千万的营业额，但它产生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这体现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与进步。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正在追求更健康、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热情，已经开始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年轻的中国网民对破坏森林的新闻感到怒不可遏，对正在云南迁徙的大象的命运也非常关心。这种对低碳生活的追求，还催生了一大批推广共享单车的初创企业，意外地使“自行车王国”的盛况在当下复兴。

　　年轻人的热情与国家战略不谋而合：2020年10月，习承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伴随着国家主席的发言，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对实现绿色发展和低碳化进行了全面部署，“碳中和”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流行词。

　　从国有企业到民营科技巨头，中国企业纷纷响应，制定了自己的节能减排目标。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一款奖励用户采取低碳行动的应用——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5亿用户，种植了2.23亿棵树。腾讯今年1月宣布了其碳中和计划，重点关注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报名成为志愿者，前往中国西部的荒漠植树种草，或是在家门口的垃圾箱前站岗，劝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些志愿者中绝大多数都还是学生。显然，中国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而非通过高喊口号。

　　他们还通过科技赋能环保事业。2017年，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柳济琛和伙伴们开发出了一款名为“光盘打卡”的程序。可以通过程序对餐盘拍照识别，如果食物没有浪费、是“光盘”，用户就能获得积分奖励，可以用来进行公益捐赠。为了提高程序的识别效率，柳济琛和伙伴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去了十多个城市、采集了10万个样本，终于在2018年10月推出了“光盘打卡”的正式版本。上线两年，程序已经收获了超过200万名用户，记录了超过900万份“光盘”，相当于节约粮食340多吨。2020年9月，柳济琛被联合国任命为可持续发展目标青年领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8年12月发布的报告，在18-69岁的中国人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有25.5%的人近一年来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被称为活跃志愿者。这意味着中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近4亿人参加过志愿服务。调查还发现，中国人最热衷参与的志愿服务依次是：关怀老年人、保护环境和关爱儿童。从“50后”到“90后”，越年轻的一代中，活跃志愿者的比例越高。近600万名青年志愿者专门照顾残疾青少年和父母在外打工、自己却被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490多万名青年志愿者参与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抗震救灾，参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G20杭州峰会等大型赛会和重要活动的志愿者更是数以百万计。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改变社会，无论是通过到偏远的农村去帮助当地人，还是在疫情时期为有需要的人募捐口罩。这种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中国的年轻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些人受到环保主义、女权主义、新消费主义和其他运动的影响，他们在影响力广泛的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并不缺少拥趸。但更多的年轻人，相信通过现有的渠道可以顺利地解决问题。

　　2020年11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思怡给校长信箱写了一封信，请求增加图书馆大厅陈列的女性名人肖像。当时图书馆的肖像有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却没有一幅女性的身影。

　　10天后，陈思怡收到了校长信箱的回复。回信解释了名人画像没有女性的原因，并表示计划加入居里夫人、海伦·凯勒、冰心、李清照、吴健雄和洛芙莱斯伯爵夫人。最后一个名字陈思怡不认识，她马上去查，发现这是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师。这让陈思怡颇感惊讶，因为在传统观念中，这个职业是男性主导的。2021年3月8日，妇女节，经过校内投票，共有16名女性入选肖像增加名单，她们的肖像已经在绘制之中。

　　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大学校园之中。中国人对民主政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府决策、群众协商和群众监督，比议会里的辩论、攻讦和投票表决更有意义和价值，也更符合中国人以民为本、贵和尚中的传统价值观。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至今仍写在中国首都的心脏，被中国奉为根本宗旨。

　　“为人民服务”也是今天无数中国人的口头禅，这表明它绝非仅是口号，而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实实在在的重要原则。“12345热线”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服务平台，提供7×24小时的全天候人工服务，市民们遇到一切烦心事，从突然停电到住宅区年久失修，再到社区幼儿园学位不足，都可以向它投诉或者求助。

　　不论是谁，在拨打电话投诉后，一般几个小时内就会有人主动前来联系、了解具体情况，之后几天里，还会接到更多的电话，有人专门回访询问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对公务员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拨打另外的热线投诉他们“不作为”……在电话的另一边，公务员们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因为不仅有专门的部门监督他们解决问题，而且每个月的投诉数量和解决问题的数量都是公开披露的，如果解决率不是100％，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当然，为人民服务也会带来巨大的荣誉感：中国市民会向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公共机关赠送锦旗，这是一种用红色绸缎制成的旗子，用来表示敬意和谢意。

　　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社交媒体也是中国青年的“主场”。除了类似推特和脸书的微博，中国年轻人还拥有B站这个平台——它被称为“中国的奈飞”，但拥有“弹幕”这一独一无二的功能，观众可以在观看视频时实时发送文字进行评论。“弹幕”一多，满屏的文字足以遮住画面。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网友会就社会热门话题制作视频（效果类似于脱口秀），观看量动辄以百万计。年轻人可以在这里直抒胸臆，尽情表达。观看这些言论的人，有时则需要坚强的神经。2021年5月4日，青年节当天，腾讯公司的公关总监在微博上抱怨“青年们睡觉太多”，结果账号被几万条愤怒的评论和转发淹没。

　　这位企业高管的遭遇说明，当代中国青年对“不努力”之类的指责非常敏感。相较于父辈，中国年轻一代的压力并不小。社会快速发展，行业面临竞争，类似“佛系”“躺平”的概念，一些年轻人用来自嘲、宣泄和调整，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躺下”了。

　　一样的语言，在不同场景下，意思是有区别的。年轻一代中国人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相对于他们的长辈更以自我为中心，对压力更敏感，并不像父辈那样极其推崇奋斗、忍受和牺牲等“美德”，更喜欢通过暂时的“躺平”来释放压力。不过，仔细研究那些跟帖中的留言可以发现，这种“躺平”更多是说说而已：中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虽然自称是“躺平哲学”的忠实粉丝，但都承认，他们只把暂时的“躺平”当作短暂的休息，“逃跑是没有用的。我早晚都得‘站起来’面对现实。”

　　“中国年轻人展现的精神面貌，绝不是消沉颓废，”中国最受欢迎的短视频分享平台之一——快手的人力资源人员孙文雯说。“比如在我们办公室，尽管很多年轻人经常说想辞职，回家靠父母养活，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停止手头的工作。尽管工作压力大，但他们仍在积极地走出舒适区，承担更多的责任。”

　　毕竟，中国的年轻人很清楚，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变化，当前世界各国的青年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中国也在不断努力，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渠道和平台。多项调查表明，很多年轻人了解中国在2035年和2050年的发展目标，这并不全是因为媒体的宣传，而是因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成长，从二十岁到五六十岁，人生的黄金期不可避免地与这两个目标实现的时间高度重合。因此，个人发展与国家前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将亲自见证、亲手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们从中国的发展过程和身边人的经验中得出了这一结论。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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