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红毛皇帝》：草根亚文化展演与新媒介生态中的个体命运

　　“在权力与那些最平凡无奇的生存之间往来的这些片纸只言，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就是曾经给它们树立的唯一的纪念碑；这些文字正是投射到这些生命上的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短促光芒，它穿越时间，甚至使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些生命。”

　　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其中，网络直播用户4.22亿。作为视频直播的细小分支，郑州尬舞自诞生伊始就饱受争议。2017年，满头红发的顾东林在公园尬舞走红，带领搭档“大雪”和众多徒弟迅速成为郑州三大尬舞团队之一。尬舞直播让顾东林收获了眼球、流量、粉丝和“红毛皇帝”的称号，也彻底改变了他之后人生的命运轨迹。

　　以猎奇的心态评论乃至批判尬舞的文本并不鲜见，但走入尬舞者的日常考察其生活和行动逻辑的作品却显得尤为珍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岳廷的毕业作品《红毛皇帝》正是聚焦“红毛”顾东林和尬舞的故事，分“风口浪尖”“一日为师” “八方来客”“家和万事”四个章节呈现了尬舞兴起到沉寂的过程，以及其中草根网红个体的生命历程。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文化生产的空间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也作为各方力量竞逐文化领导权的“共享空间”塑造着个人生活。短视频和直播常常被视为一种展现并重塑失语边缘群体“主体性”的媒介，通过不言自明的平等展示实现底层赋权。而《红毛皇帝》则通过深入尬舞主播的日常生活为我们理解草根亚文化的展演提供了影像资料，也提醒媒介生态作用于个人命运暧昧的实存路径和复杂逻辑。

　　尬舞之“尬”体现在其不成章法，腰肢大幅快速扭动，在外人看来几与自我陶醉的手舞足蹈无异。从镜头记录下的直播互动来看，观众对此的态度几乎没有真诚欣赏，而是以戏谑的“观猴”为主，兼有对红毛“丑人多作怪”的嘲弄。然而，红毛尬舞的初衷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排遣苦闷。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年轻时爱蹦迪的为了节省花销只能去公园蹭别人的音响跳舞。但很快，随着红毛的走红，尬舞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宣泄情绪的方式，而是与受到关注的渴望以及快手平台逻辑一道，成为了他自我实现的手段。

　　对自己形象的刻意夸张化展示意味着红毛已经主动开始寻求他人的目光注视。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风行的“杀马特”文化类似，尬舞团队往往会以标新立异的怪异造型出现。红毛因其染红的一撮头发得名，徒弟大雪将头发梳成自创的“牛魔王发型”，红毛受到的徒弟彝族老二即便在热天也要穿着刚买的“酷炫”新衣服。而将自身的生活向他人展示也已经成为了红毛生活的一部分。背靠着飞速发展的快手平台和大量的尬舞粉丝。在影片记录下的大量红毛直播时的镜头之中，红毛作为主播要随时与粉丝进行高强度的互动，每说两三句话就要感谢粉丝送的礼物并呼吁直播间“老铁们走一波关注”。在一次线下尬舞直播中，他曾经十分热情地向来自平顶山的女粉丝传授涨粉经验：“七点发一个段子（短视频），中午十一点发一个，下午两点发一个，晚上七点发一个，一天点一百个红心，不到一个礼拜就能开直播。”红毛乐于自己的生活始终处于被注视的状态，拟剧论中的“前台”和“后台”近乎融为一体，在与粉丝的时刻互动之中完成了凝聚起自身意义的 “媒介瞬间”（mediamomets）：个人意义不再由国家或市场完成，而是交由了独立的个人以及他们的互动。

　　同粉丝的关注一样，红毛对媒体投来的“代表公众”的视线十分敏感熟悉，对所有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名字和级别如数家珍，并热衷于向所有不了解的人一一科普：采访过他的“全国三大卫视之一”上海东方卫视，“中国三大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中国三大新闻”新华社，甚至还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和“对他评价很高”的美国《环球杂志》。在面对一批又一批新闻工作者来到家里采访时，红毛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面对镜头，甚至娴熟地“指导”他们如何在狭小的家中架设三脚架；在遇到麻烦时，红毛的第一反应也是找到他的媒体朋友（尽管没有媒体愿意报道这个“新闻”最终也没有讨回他的“公道”）。这与邱林川的判断有相符之处：中国的中下阶层不是信息匮乏者，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优势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体的进入在带来了外界的凝视、向公众呈现了草根网红形象的同时，也为其本人提供了潜在可以调用的社会资本，但却并没有改变其经济地位。

　　红毛的女儿婷婷作为影片中的重要人物，与红毛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影片中多次出现这样的镜头：红毛和徒弟每天挤在出租屋里开直播群魔乱舞、研究如何涨粉成网红，而几米之外的婷婷充耳不闻、口中念念有词地专心学习。穿着校服、梦想着考上北大的她与一群身着奇装异服、头发五颜六色的人显得格格不入，似乎学生的身份将其隔绝在了父亲直播中永无休止的目光之外。

　　然而，婷婷与红毛的表现实际是迎合目光的一体两面。如果说红毛是通过越轨的展演来迎合目光，那么婷婷表现出的则是通过努力上进的优秀形象确证自身。面对前来采访的一批批媒体工作者，婷婷也像红毛一样，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如数家珍，对各类问题总结出了一套说辞：父亲的直播因为“在校学生对外界关注没有多大”而对自己没有影响，父亲是“虽然有时候碍事但是我最喜欢的人”，自己理想的职业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而面对拍摄者时，婷婷时而展现出与媒体镜头前并不完全一致的“抽离”态度，像小大人一样指责扰乱课堂秩序的同学是“社会毒瘤”，自嘲“看透了人性的险恶”。对于婷婷的记录可以隐隐看出她并不接受像父亲一样的越轨生活方式，也并不喜欢时时可能生活在他人目光下的生活方式，但却由于现实的家庭状况无可奈何，隐隐展现出互联网目光的暗面。

　　影片中导演似乎时常将镜头刻意聚焦于手机之上：婷婷已经习惯于面对屏幕玩手游、看动漫，并将二次元中的虚拟角色称为“我男人”；红毛在徐州粉丝请客的饭桌上没怎么吃饭，而是双手不离手机与人互骂到凌晨；在红毛的生日宴中，所有人都低头发视频，似乎手机已经成了他们的外置器官。这似乎暗示着，媒介作为个人展演的渠道和手段也越来越深地烙印在片中每个人生活之中，而这外显于电子设备对时间的全面支配。

　　片中的尬舞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形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矛盾，而红毛则处于交锋的焦点。二者的冲突首先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尬舞引发了部分公众的不满和执法部门的介入。从影片开端民警只是出警警告尬舞团降低音量以免扰民，到2017年9月底，郑州人民公园全面禁止尬舞，红毛和他的团队不得不转移到郑州火车站西广场跳舞，再到11月初，郑州站西广场也全面禁止尬舞，尬舞团体纷纷转战郑州商城遗址公园。最后，空间上的限制传导至平台，在主流媒体关注直播乱象以及郑州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等外力的双重叠加，众多尬舞主播被快手官方限制传播，红毛的直播账号也因“涉嫌商业行为、扰民、低俗”等原因被快手平台限流、封禁。在影片的结尾，红毛在郑州已经难以找到一片能够自由直播舞蹈的空地，与前来干涉的民警起了激烈的冲突。

　　然而，尬舞作为一种亚文化虽然时常行走在越轨的边缘，虽然其空间一再缩减，但身在其中的红毛却渴望得到主流的承认甚至是收编。面对媒体时，红毛会以二人转从低俗到被认可的过程类比尬舞，也会借用主流话语来实现个人的目标：相较于以蛮横质问民警的星星姐为代表的“低俗尬舞主播”，公众自然更需要一个尬舞界的意见领袖为其提供话语上的合法性。以主播“光头李明”为首的郑州市民在郑州商城广场“抵制媚俗尬舞”时，红毛被市民要求作为公众人物表态，俨然成了“正规尬舞”的代言人：“尬舞不抵制，要抵制低俗的”，“低俗的要取缔，正规的要发扬”。由此，在光头李明以“人民群众和社会主流”自居时，红毛仿佛也成了被“人民群众和社会主流”认可的部分。

　　红毛的尬舞直播的确有着作为亚文化的怪异，但究其实际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便是在尬舞最初脱缰发展时红毛为了吸引关注也只是“出格”，相比于打色情擦边球的其他尬舞团队远远称不上低俗，在直播时团队还会特别提醒“不要在我们正前方吸烟、光膀子”。红毛也特别研究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得出“跳舞不犯法”的结论。此外，他也时常强调自己“当过兵”“捐过前”以掩盖亚文化越轨的一面，指责阻碍他跳舞的人“拿着政府的工资却没有贡献”“这样对待退伍老兵”，在他原本的账号被封禁后，红毛先后将自己的小号名字从“红毛皇帝”改为“演员红毛”，又改成“正能量公益使者红毛”，也不再自称尬舞，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广场舞”调用主流话语为亚文化带来的冲突辩护，试图隔绝“尬舞”给人带来的越轨想象。

　　以边缘的亚文化形态出现的尬舞并未以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形象出现，而是始终小心翼翼地试图得到主流的认可进而将自己“发扬光大”。这其中有着个人性格的影响以及平台流量经济的助推（尤其是与虚拟礼物相互捆绑的商业利益），但同样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边缘群体“用放弃自尊来获得自尊”努力获得可见性的方式。事实上，虽然红毛在直播中收益几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从影片中呈现的居住条件以及患癌症时无钱治病可以窥见一二。众多与红毛相似的网络主播享受着从屏幕投来的粉丝目光时，与其说这种“表演性人格”（岳廷语）是纯粹的牟利，不如将这种急于被观看和展示的冲动视作边缘群体对“得到承认”无所适从的热望和饥渴，一种媒介近用权（media accessibility）去中心化时浮现出的时代症候。

　　在此之外，“高价回收旧手机”的吆喝、破破烂烂的出租房，炫目的蓝牙LED灯光无不提示着主角的生活背景，而本片的主要舞台——河南郑州——作为一个文化话语权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原城市，也时常承载着种种欠发达的地区的想象。在快手迅速占据农村市场的2016年，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乡村》公众号文章已经显现了这种想象的端倪：通过用户自主上传的镜头，中产阶级可以轻易窥见主流之外由野蛮、低俗、落后的前现代奇观拼贴而成“底层生活”。快手仿佛为中产阶级眼中的“底层”提供了一块不挑战社会秩序的保留地，“媒介赋权”神话便展现出其空洞和充满张力的一面。本片对于行动者逻辑的呈现未必完全客观，但在提供多种面向、消解凝视者的猎奇心态方面却足够珍贵。

　　镜头也记录了郑州火车站西广场中老年妇女的动作简单的广场舞，以及在田地附近自发表演的豫剧《朝阳沟》。同为群众性的集体文化活动，这两种形式相较于尬舞来说显然更容易被社会主流接纳，同样承载着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在表达中获得了释放自我的权利。与被视为“吸引眼球”“低俗”的广场舞相比，它呈现身体在公共空间中看与被看的关系的同时，也展现了新媒介下个体自我呈现的秩序化一面。尬舞、广场舞和豫剧，形成了同一语境下的雅俗三张面孔，共同诠释着身体在镜头之下的微小叙事。

　　岳廷将自己的毕业作品视作“以影像人类学的研究和创作方法去记录、展示和诠释这一热点新闻背后的群体，……探讨新兴媒介对人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诸多特质的全面影响”。对于红毛本人来说，他惯于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现在镜头面前，从“看不见”到“被看见”的过程之于他最为重要；而《红毛皇帝》同样作为一次权力的观看，不同于以猎奇和批判眼光看待尬舞现象，而是通过呈现“看与被看”的母题，直指新媒介生态中的个体生存与精神境况，是一次试图在网络中碎裂的尬舞景观之中注入主体性的尝试。显然，尬舞不足以让其寻获真正的主体性，但至少以的确让他们以个体的身份在短视频平台上暂时性地脱离了被表达者的宿命。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普通民众的经验的、形象的、风格化和物质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高级精神和艺术产品的集合。

　　尬舞可以视作一个日益多元化和自我意识逐渐塑形的民间社会对创作权力争夺的症候，是草根群体在“被看见”的表达权中一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无意识尝试，尽管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对另类文化模式的想象，而是停留在同质化和自我封闭的喧哗中消解了自身。

　　当拍摄者的权力进入红毛的生活时，红毛也会时常注视镜头，与佳佳冲突时选择避开镜头耳语。岳廷同样认为，他记录下来的只是网红“红毛”而远非真正的顾东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观看的权力进入生活情境的个人选择和变动不居的生活本身，被记录下来的往往只有胶片中定格的模糊身影。描述底层的生活状态与情感状态的尝试，往往却只能窥见时代变迁和个人之中的剪影。即便如此，福柯将对“无名者的生活”的记录视作持有观看权力的“光芒”透射暗夜的过程：底层的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但却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

　　“人生很苦，不如跳舞。”2021年4月16日，顾东林因癌症去世。一些网络主播来到他的家乡直播尬舞，试图蹭到他带来的最后一波流量。时至今日，在速生速朽的互联网场域之中，红毛已经迅速地被追逐热点的狂欢所遗忘，成为不同文本记录中散落的片段，烙印着时代的“浮躁，拜金，迷茫和无所事事”，也成为了关于沸腾的媒介生态中“看与被看”“边缘与主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个短短的注脚。

　　[3]邱林川. 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C]//.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7:215-240.

　　[4]吴靖.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 : 观看、凝视与对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王洪喆,吴靖.“春天里”的故事——从草根呐喊到媒体狂欢[J].新闻春秋,2013(03):33-41+49.

　　[7]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 王珂：《红毛皇帝》:草根亚文化展演与新媒介生态中的个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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