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江阴段,是一段水草丰茂的黄金水道,尤以盛产“长江三鲜”闻名:刀鱼鲜,鲥鱼肥,河豚美。土生土长的江阴人郑金良祖祖辈辈生活在此,在拯救长江珍稀动物的征途上,他已坚持了20多个年头。
“卖鱼喽————”渔民们肩挑鱼虾沿村吆喝叫卖鲥鱼、刀鱼、江虾、小杂鱼,小伙伴们赤着足摸蚬子、放黄鳝、捉螃蟹……1952年,郑金良就出生于江苏江阴的这样一个小村庄。
从空中俯瞰江阴,它的地形就像一条肥嘟嘟的河豚,河豚头东尾西,游往东面的大海。
河豚是郑金良年少时熟悉的味道。他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鲜”都不贵:“最贵的是鲥鱼,每斤8毛多。刀鱼便宜些,每斤3毛多。最不值钱的就是河豚,每斤1毛多”。
但伴随无节制的滥捕和污染,“三鲜”竟日渐成了难觅的稀罕货。上世纪80年代末,长江鲥鱼价格率先上涨,更是在2000年前后绝迹长江;长江刀鱼因屡创天价频受关注,曾经最不值钱的野生河豚也跻身高档货。
靠水吃水的郑金良在长江边讨生活,开过饭店、办过公司,长江给了他一家慷慨的奉献。鲥鱼的消失让郑金良深受震撼,“尽己所能保护长江生态、拯救长江鱼类、繁育长江三鲜,誓不让它们灭绝。”2000年,郑金良开始专攻河豚和刀鱼的人工养殖。
从2004年起,每年春夏之交,郑金良就会溯江而上“追鱼”,从长江口追踪到安庆一带跋涉两个多月,风吹日晒、忍饥挨饿都是常事。最终,他花了整整四年时间,采捕到了符合繁殖条件的雌性和雄性刀鱼。
“刀鱼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一种鱼。”长江刀鱼的繁育与养殖是世界级难题,不服输的郑金良创造性地发明了“灌江纳苗养殖法”,投入百万元修渠建池,把长江水直接引入养殖池。
2007年5月,郑金良成功养殖出了两万多尾刀鱼苗,一时间在水产界引起轰动,长江刀鱼不能人工养殖的神话被打破,郑金良也被称为拯救“长江三鲜”第一人。
河豚的保护也并非易事。彼时野生河豚已难觅踪迹,郑金良驾车上千公里,最终以4.5万的价格购得了一组河豚种鱼。这价格在当时的江阴,可以购买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商品房。
终于在2002年,经过重重困难后,郑金良从自己的“籽一代”河豚中挑选出一些性腺发育优异的种子选手,繁殖出了数十万尾健康的河豚鱼苗。
“搞人工养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放流,就是为了让这些鱼能够重新出现在长江里。”“以渔养鱼”是郑金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养鱼之路的初衷。
2002年6月的一天,在江阴长江利港段的一艘小船上,郑金良和渔业专家及渔政人员,带着自2000年以来自主繁育的40万尾长江河豚苗以及300尾半斤重左右的河豚成鱼去放流。
这些年来,价值近千万元河豚等珍稀鱼类被一次次放入奔涌的长江中。在旁人眼里,郑金良是在往长江里倒“真金白银”,但他一直不承认花了很多钱,只说靠的是技术和低成本,只是将本就属于长江的鱼儿送回母亲河。
河豚繁殖是一件效率很低的事。郑金良解释,野生状况下,足够大的种群是河豚繁衍的先决条件。与曾经长江里数以亿计的河豚鱼苗相比,每年放流的几百万尾鱼苗像是杯水车薪,但却也不能不做。
每一年的放流活动仪式上,郑金良都会呼吁大家保护长江生态,增殖放流。2008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的郑金良陆续提交了“保护长江资源,让长江三鲜重返长江”“长江流域禁捕迫在眉睫”等议案。
2020年,长江海门段监测到了野生河豚鱼苗。这几尾小小的、尾巴上带点淡黄色的、“具有野生特征”的河豚鱼苗的出现意义重大——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的大背景下,野生河豚等长江珍稀鱼类回来了。
野生河豚鱼苗发现后不久,郑金良再次从他培育出的60万尾河豚鱼苗中拿出40万尾,向长江放流。在他的推动下,参加长江增殖放流的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多,江阴市也将每年6月12日定为“长江放流日”。
2002年首次放流时,郑金良的身边就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她是郑金良疼爱的小孙女郑冰清。此后每年放流,郑冰清没有一次缺席,当初的垂髫孩童,也已出落成伶俐美好的青春少女。
受到爷爷的影响,郑冰清立志要和爷爷一样成为“长江精灵”的守护者,她的梦想就是当好一位新时代渔民,养好长江珍稀鱼类。研究生毕业后,郑冰清回到了江阴,把科学研究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养殖实践当中。
在郑冰清的养殖基地,养殖了河豚、鲥鱼、刀鱼等鱼类,养殖环节实现90%的自动化,更是有无人机、无人船和自动投饵设备,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大幅度提高效率。
在郑冰清的实验室里,用人工授精来实现河豚的大规模繁育。一条鱼可以培育出3万以上的受精卵,成活率可以保持在80%左右。
他们培育出的河豚鱼中,80%以上回哺长江,还有一部分供给市民的餐桌,让江阴人留住对珍馐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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