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回答投放到广袤的现实,大龄程序员的“求生之路”的确是清晰明朗的,大概率都在这三个方向里。
只是清晰的规划放置在个体上,学历、家庭、精力、无法降低期望阈值都成为制约因素,远没键盘下那么容易。
前年,他从华为外包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本想着能撑两年,结果一年不到,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
去创业公司时,朋友觉得这个选择有风险,外包更加稳定,“基本跟事业单位一样。”
来华为外包前,任逸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了6年。和大部分频繁跳槽的程序员相比,他算是“定力很强”。
小公司团队氛围好,工资待遇也不差,但技术焦虑一直裹挟着他。六年里,他写代码全靠网上自学,“没人告诉你写得怎么样。”
他用了一种具象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代码水平,“别人去南山,可以直达,我可能要绕到龙岗和福田,再到南山。”
现实是,他在公司过着朝九晚七的生活,偶尔新版本需要测试,才需要通宵赶工。
五年前,他进入IT行业,薪资从8500到如今的18000。放在行业里,这个薪资和涨幅都不算太高,“五年很多都拿30K了。”
想拿高工资,就要学更多的技术。互联网更迭迅速,追求创新,对经验传承要求不高,资历在这一行业发挥不了太大效用。
技术稍一落后,职业发展或许就会受阻。邹志远那些曾经做PC端的同行,如今不知去向何处。“程序员是靠技术说话,糊弄不了人。”
他还记得刚进公司时,一个35+的同事被卡在公司大门外,以为是门卡出了问题,去到HR那才被告知被辞退了。
彼时,邹志远离30岁还有一年,但他意识到,五年后,他或许也会被挡在门外,那时再次踏入人才市场,自己面对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失业后,大龄程序员投放到人才市场,残酷扑面而来。他应聘的是前端,在大部分招聘APP里,前端开发工程师的薪资集中在10K-15K区间,高出这个区间的,都是腾讯快手这些大厂。
年龄大,技术一般,任逸觉得自己牢牢踩中互联网的死穴。到了35+的年龄再去找工作,市场的期望值也会变高。
有些猎头找到任逸,希望他带团队,但转管理也需要技术打底,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
如果能让时间重来,任逸希望自己考个本科,至少进大厂还有希望,“学到点有用的。”
进大厂也是邹志远的梦想。他每天都会抽空学习编程语言,“但光学理论,没地实践也是白搭。”
进大厂就是他眼里的实践,“资源多,平台好。”在外包公司,大多是重复性工作,学了技术也没法应用。
“等着被公司干掉”,这是蒋晨加微信后发来的第一句线年,腾讯位于南山的滨海大厦封顶,分为南北两幢,最多可以容纳1.2万名员工办公。
六年的时间里,蒋晨阳升到了T10,工资翻了几番。现在项目组19个人,跟他同龄的人只有一个,已经当上了组长。
在大厂,一个大龄程序员面对的选择同样狭窄,想要晋升,团队的成果必须足够优秀。
腾讯实行的是“赛马机制”,每个项目都是一条赛道,赛道里七八个团队一起竞争,只有产出足够优秀和显眼,才能在“厮杀”中冲出重围。
如今,摆在蒋晨阳眼前最紧急的,不是晋升,而是如何让自己的KPI提升一点。
去年开始,蒋晨阳的KPI排名就在部门的末位了。想要让KPI好看,就要承担一些边界性工作,“不是自己干的活也揽了”,或者就是产出高于同组的人,跃升前位。
年轻人可以24小时耗在公司,“有求必应”,35+程序员有家庭,困于琐事,“动不动就是娃生病了,要请假。”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可以迅速恢复996耗费的能量,对于中年人来说,耗不起也恢复不起。
刘超宇三年前从腾讯辞职,他记得带过的几个实习生,“一提起加班就兴奋,24小时呆在公司完全无所谓。”
年轻人精力充沛,薪资要求低,中年人体力下降,为了保证家庭经济安全系数,对薪资的期望值也会更高。
追溯过分追求速度,“喜新厌旧”的行业氛围,刘超宇归因于国内始终不把互联网当作一个创意行业。
在腾讯工作的9年,他意识到就算是在大厂,用到的技术也是全部依赖于国外的基础技术研发,追着人家的技术走。
追上美国西海岸的技术,需要花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学习。但对于大龄程序员来说,已经无法拥有整块时间去保持技术的敏感性。
从业12年,他对工作充满了倦怠感,“在大厂,你也是码农,很多重复性工作。”几年前,他会花半个小时浏览行业资讯,了解前沿技术,“现在每天打开电脑就是同花顺。”
他还有两年就要签终身合同,这不是“保命符”,绩效不好,随时有可能被末位淘汰。
离开腾讯,大厂的光环也并不能有所加持。大厂分工精细,用浏览器举例,从上到下有四五百人,有做业务的、前端的、后端的、内核的,里面又分成各种细小的工种,每个人就是一台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而中小型企业,更看重综合素质,什么都得会点。“你的竞争优势其实没那么强,说不定还比不过小厂的同行。”
如果真要离开,蒋晨阳能接受薪资下降20%至30%,这比在腾讯的薪资低了很多,但也是极限了。
“我现在房贷两万,孩子学费两千,保姆费六千,林林总总加起来一个月花销至少要4万。”
蒋晨阳总会想象CEO在办公室里,看着一年的财务报表,人力支出数字映在眼前。
34岁那年,受不了无止尽的加班,他从大厂辞职。“当时觉得自己毕竟是头部公司出来的,也不至于被人家挑挑拣拣吧。”
前几个月还有猎头频繁打电话,但也没有下文,进了面试的,最后聊到薪资,HR总是会说,
和蒋晨阳一样,孙淼是属于失不起业的中年人。妻子的公司在去年疫情中倒闭了,孙淼肩上的压力更大。
失业那会,他每天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刷邮箱,等着冒出红点,“最后发现都是广告。”
半年后,一家创业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开出的工资是35K,职位是技术管理。“其实挺难得,这职位不是哪都有。”
他跟创始人聊了聊,发现也有8年的大厂背景,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在孙淼看来,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在创业思维和运作模式上会比较成熟,“少走很多弯路。”
从敲代码的程序员变成管理几十人的技术leader,孙淼也经历了很长的适应期。技术和管理,二者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不同。
程序员是和代码打交道,通过程序驱动机器运作服务,管理是和人打交道,要协调、判断和决策。
对着电脑十几年,除了跟同事技术上的交流,他觉得自己沟通能力实在不怎么样。
最开始,团队有人闹情绪,工作甩到一边,项目进行不下去。他不知道怎么劝,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以前都是听别人吩咐,现在吩咐别人挺不习惯的。” 工作也比以前更加繁重,一件事没处理完,又有人来找。
但慢慢地,他也适应了角色,开始看些管理方面的书籍,尽可能让每个人的工作价值最大化。
虽然管理团队不需要亲自写代码,但孙淼依然每天会抽出半个小时浏览科技资讯,保持知识体系的更新。
孙淼说。在创业公司这几年,孙淼不比在大厂轻松,前途未知,有很强的不安感。
“但至少是有希望的。”离职前,孙淼离技术专家还差两个层级,但要越过这两级晋升,“比登天还难。”
我让孙淼给大龄程序员提出一些转型的建议,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鼓吹创业的可能性,而是要进行合理定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
“如果要做管理,就要跟领导打好关系,工作赢得信任,毕竟管理岗一个萝卜一个坑,竞争激烈;要走技术,就多下功夫学新知识,可以走架构师的方向。创业,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能不能take risk,不行就做好财务规划,失业也不至于窘迫。”
邹志远想在35岁前逃离互联网,攒钱做小生意,但以自己的技术和学历,他已经预见到了薪资的天花板。逃离似乎不切实际。
失业后,任逸一直在降低薪资,如今在系统里设置的是15K-16K。对他来说,走技术是较为可行的选择,但他没有精力了,“一到11点就熬不住。”
蒋晨阳买了一些管理的书,等着被裁员后,或许能派上用场。但大厂之外,能提供管理职位的公司并不多,能否完成角色转化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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