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付存绪案｜最高法院立案审查“最漫长申诉案”

　　案子疑点很多，法院迟迟无法下判。主审法官在与辩护律师私下沟通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疑案，“可是人都关了十几年，放也不好放。”只能疑罪从轻，判死缓，留个活口。

　　然后是更漫长的申诉，市检、省检、最高检，中院、高院、最高院，他几乎已经穷尽所有救济途径。

　　申诉状交到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已经五年多，最新的消息是，代理律师告诉付存绪，“六巡”终于决定立案审查这起“最漫长的申诉案”。

　　代理律师同时提醒付存绪，不要高兴太早，现在仅仅是立案审查，能否再审，不可预知。

　　从风华正茂到年近古稀，这个关中农民已经顶着“奸杀幼女”的罪名活了42年，他还能等到翻案平反的那一天么？

　　付存绪家住陕西凤翔柳林镇干河村（案发时称柳林公社干河大队）八组，这是“周秦发祥之地”一个古老而普通的村落，离著名的西凤酒厂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那桩让付存绪蒙羞一生的奸杀幼女案，发生在1979年12月21日晚，按古历，正是冬至前夜。昼短，夜长，村里人对事发当天的共同记忆是天黑得很早，晚上6点多钟天色便已断黑。

　　晚上7点，村里大喇叭准时响起报时对表的广播，三组社员、13岁少女小莉（化名）准备出门去夜校上课。因为天黑，又没同伴，腿脚不便的父亲决定送小莉一程。

　　实际上，从小莉家到学校不远：出门往东南方向步行约250米就到一个十字路口，由此往南570米，便是干河学校。农闲时节，村里在此设立扫盲夜校，因为帮母亲操持家务没能适龄入学的小莉是夜校学员之一。

　　出门前，父亲给了小莉一个亮一点的手电筒，自己拿了一个不太亮的。父女俩快要走到十字路口时，小莉母亲追到半路，大声交代丈夫，如果路上遇到有人同行，就让小莉跟着去学校，你回来。小莉父亲大声回答说好。

　　走到十字路口，小莉父亲发现有个男子顺着公路慢慢往北走，他用那个不太亮的手电筒照了照，相距大约20多米，看不太清楚。

　　父女俩从十字路口往南走了100多米，一名男子从小莉父亲身后擦肩而过，走到前面去了。小莉父亲问：“你去哪里？”对方回答说：“去大队”。看到有人顺路同行（大队部与学校一个方向，相距不远），小莉让父亲掉头回家。

　　小莉父亲还没走到家门口，突然听到南边大队部方向传来两声女孩惨叫，他顿生警觉，快速赶到学校，小莉没在学校。奔回家里，也没见到女儿。两口子慌了，再次赶到学校，老师同学都说没见小莉。

　　一群人打着手电筒分头去找。很快，他们在学校西边马家沟的麦地里发现了小莉。“尸体仰卧，阴道出血，右腿棉裤被脱掉，左腿棉裤脱至膝盖之下，上衣被推至乳房之上。看样子是被坏人奸污致死。”

　　一番大规模排查后，公安机关还有更惊人发现：就在此案前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柳林、唐村、董家河一带，至少另有三起拦路强奸案件发生，其中12月18日发生在干河九组的一起，与小莉被害案手段相同，一度被并案侦查。

　　中心现场因众人搬运小莉遗体遭到破坏，出现大片拖拉、踩踏痕迹，民警在现场找到一只旧线袜、一小块带血土块、半支橡皮铅笔、一支圆珠笔、一条女式长围

　　法院后来认定小莉是被凶手用围巾勒扼颈部窒息死亡，但是付存绪的两名申诉代理律师李福林、金宏伟均表示，从小莉颈部伤痕印迹来看，“围巾勒死”的说法很难成立，她更像是被人用手掐死的。

　　而且，本案作案时间很短，可是围巾与小莉遗体位置相距7.5米，凶手无论是勒死小莉后解开围巾扔到远处再性侵，还是完成性侵后再解开围巾并丢弃，均不符合短时间作案的犯罪特征。

　　对于那一小块带血土块，检验结果显示，土块上的血迹属于B型血，与死者面部、手指上的血痕血型相同。蹊跷的是，判决书没有提及这份《物证检验鉴定》。

　　民警勘验了从小莉在公路上被拦截位置到中心现场的路线，发现中间有两处搏斗痕迹。他们还在地里发现一行负重足迹，“足迹长27公分，后跟压力很重，但花纹及特别均模糊不清”。

　　此案开庭审理时，当时身为辩护人的李福林律师让付存绪脱下鞋袜当庭测量，结果发现他赤足就有27公分。李福林律师指出，这足以证明现场足迹并非付存绪所留，但是这一意见未被法院采纳。

　　此外，一份死者阴道分泌物的样本，被千里迢迢送到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技术鉴定部门，技术人员从中检出精斑，经盐析分离发现该精斑型物质为“非分泌型”。

　　时隔五个多月后，付存绪的唾液斑也被送到沈阳。鉴定结论是，付存绪的唾液斑亦系“非分泌型”。

　　金宏伟律师表示，所谓“非分泌型”检测，本质上是一种血型检测，即有些人体液中能够分泌出血型物质，这些人就是“分泌型”；有些人体液中并不分泌血型物质，这些人即为“非分泌型”。由于“非分泌型”约占人群总数的20%-30%，在侦查实践中，这一检测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排除作案嫌疑。例如，现场检材检测结果是“分泌型”，而犯罪嫌疑人的检测结果是“非分泌型”，则可排除犯罪嫌疑人作案嫌疑。反之，即便检测结果均为“非分泌型”，因为这样的种属认定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并不能锁定凶手。“法院认为这个鉴定能够证明付存绪系作案人，违背法医学基本常识。”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现在公安机关破案有了更多技术手段。但是很遗憾，日后大显神威的DNA鉴定，最早用于刑事案件侦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英国，我国公安机关首次应用这一技术破案则要等到1993年，那时付存绪已在渭南监狱服刑一年多。

　　不过在代理律师看来，办案机关依据一个“非分泌型”检测锁定凶手，即便放在当时，也是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前些年，付存绪大病一场，担心自己时日无多，他写了一封遗书，郑重交代后事：“如果我死了，请留下我的毛发，只要有人给我做DNA鉴定，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付存绪了解到，死者阴道分泌物等涉案生物样本，至今仍有保存。他希望有人能通过那些神秘莫测的双螺旋结构，解开这个案子的密码。

　　付存绪是在案发四个多月后才被抓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安机关没有头绪，他们调查了很多人，但不知道该抓谁。

　　公安机关分析认为：与小莉父女顺路同行的那名男子，就是凶手；他是一个青年人，有流氓行为，性欲要求急切；他与死者不熟，偶遇即起歹意；从口音断定，他是当地人，熟悉现场地理环境。

　　在这样的办案思路指导下，专案组在干河大队展开摸底调查，有人向民警提供了这样两条线索：

　　● 多名村民反映，案发当晚7时许，看到有人独自站在大队部东侧十字路口（对角便是干河学校）吸烟。不过，他们既没有跟这个人打招呼，也没有走到跟前去看，不知道究竟是谁。

　　● 干河二组五名上夜校的女生反映，在她们结伴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一个手里拿着烟的人和她们迎面而过，这个人还故意撞了其中一名女生一下子。她们也都表示，天太黑，没看清对方是谁。

　　结合小莉父亲提供的线索，凤翔县公安局的福尔摩斯们情景还原，将几个场景联系在一起，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凶手作案路线点，凶手先是在大部队东侧十字路口观察动向，伺机作案；随后他向北行走，路上遇到五名结伴同行的女生，趁人不备耍了一把流氓；继续向北，凶手走过下一个十字路口，此时听到小莉父母大声对话，他觉得有机可乘，便转身往南，与小莉父亲擦肩而过；待小莉父亲掉头回家，凶手一路尾随小莉，行至学校附近，乘天黑无人之际下手。

　　公安机关认定，十字路口吸烟的那个人、五名女生遇到的那个人、小莉父亲用手电筒照到的那个人、与小莉父亲擦肩而过的那个人，都是同一个人。

　　问题是，所有证人都表示，他们并没有看清“那个人”是谁，也没什么明显特征足以证明出现在上述四个不同场景中的“那个人”就是同一个人。甚至，这些证人对于他们所见的“那个人”身高、体型、步态、衣帽、穿着的描述，多有出入。

　　而且，就算这些证人证言能够互相印证，他们也只是叙述了案发现场附近的人员流动情况，与犯罪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茫茫人海中，想要找到“那个人”并非易事。虽然彼时整个国家仍被禁锢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在经济相对活络的关中平原，人员已经开始流动起来。以干河大队为例，社员外出务工、经商者不在少数。平时活跃在这里的，不仅有本乡本土的社员，还有西凤酒厂职工，以及部分知青，并非外人想象中的纯粹熟人社会。

　　“命案必破”的要求如泰山压顶，公安机关调兵遣将，专案组先后四次进驻干河，展开人海战术。

　　第一轮，公安机关先后对柳林、唐村、董家河三个公社22个大队182个生产队及西凤酒厂等单位的4.3万余人进行摸底，审查重点人员250多名，发现许多其他案件线索，关于小莉被害案却未发现像样线索。

　　第二轮，专案组对之前摸出来的怀疑对象韩某某重点进行审查，结论基本趋于否定。

　　1980年四月下旬，专案组四进干河，重新摸底，对整个干河大队572名16岁以上50岁以下男性社员逐人登记造册，从中摸出嫌疑对象38人，随后逐人开展调查，从作案时间上否定37人，“唯该队第八生产队青年社员付存绪嫌疑重大”。

　　付存绪之所以被公安机关列为唯一嫌疑对象，是说他有这样一些疑点：事发当天，他从下午6点到晚上8点去向不明；他流氓成性，与堂妹付某某有婚前性行为；他熟悉现场地理环境；他神态反常，发案后刺探消息，打听进展，转移视线；现场足迹与他脚足长度、身高相似。

　　代理律师表示，这些所谓疑点，有的明明存在相反证据，有的事后被证伪，有的则属于莫须有，让人啼笑皆非。

　　比如作案时间，本案案发时间段非常明确，而且很短，只有大约15至20分钟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段，有证人看到付存绪出现在大队磨房、小卖部等地，他不具备作案时间。

　　比如现场足迹，庭审时的当庭测足可以证明，那一行“负重足迹”并非付存绪所留。

　　说他“流氓成性”，与堂妹有婚前性行为，则完全罔顾付存绪与这个十几代以外的远房堂妹确曾订婚的事实。两人本已谈婚论嫁，后来迫于“同姓不婚”的传统观念才无奈分手。

　　但是说什么都晚了，付存绪就像一个被厄运诅咒的人，怎么也无法摘下头上那顶脏污的帽子。

　　1980年6月4日，付存绪出门买烟，走到半路被两个民警叫住，他们将付存绪带到村民韩某家中，当时他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案发后，付存绪不止一次被民警叫去问话、做笔录，后来都没事儿。

　　刚进韩家大门，办案人员就迅速用麻绳将付存绪双臂捆住，背在身后，然后是连续四天四夜的讯问。“他们问一会儿，打一会儿，翻来覆去就是一个问题，案发当晚你都去哪里了？”

　　付存绪说自己一直照实回答，结果对方说：“你狗日的不老实！你从大队部出来，在十字路口站了一会儿。有几个上夜校的学生见你来，你走到水泵房那里，你一直向北走了。”

　　付存绪说：“我确实从水泵房那里向东看水去了，没有向北走。”话刚说完，几个人一拥而上，朝他头部、胸部、背部一顿拳打脚踢。当时付存绪穿着单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处是淤血，血渗透了衣服。

　　“一个胖小伙跳起来，一脚将我踏倒在地，在裤裆里猛踢。几分钟后，我闭过气去，没有呼吸，后来小便失禁达半年之久。他们还用木凳砸我，造成我左脚趾骨折，几个月不能走路。”时隔多年，付存绪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清晰记得讯问的具体细节。

　　“他们问我，晚上啥亮哩？我说月亮，他们说不对，是人手里啥亮哩？我说是马灯。说完又被劈头盖脸打一顿。他们说拿的是手电，记住！”连续几天不分昼夜的讯问之后，付存绪又疼又饿，他有些神志不清了。“只好是他们怎么教，我就怎么说。背熟这些口供，才能免受皮肉之苦。”

　　6月13日，付存绪放弃抵抗，“交代了作案犯罪问题”。记入笔录的作案过程，与警方分析推断的“作案路线图”相互吻合。至此，公安机关宣告，这起颇费周折的奸杀幼女案终于告破。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这个漫长的警法故事，才刚刚打开第一篇章，后面的章节更加周折。

　　案件移送到凤翔县检察院后，很快被退回凤翔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凤翔县公安局以“案件较为复杂”“付犯推翻原供”为由，向检察院申请延期预审、侦查。

　　时间进入1981年，经宝鸡市“三长”会议讨论决定，宝鸡市检察院向宝鸡市中院提起公诉，但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

　　在此期间，作为重大命案嫌疑人的付存绪一直戴着脚镣手铐，身心饱受摧残，他脖子上还长了个瘤子，起先只有麦粒大小，后来肿得像个鸡蛋。

　　又过了将近一年半，1989年4月15日，宝鸡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已经被关了九年的付存绪当庭翻供，称事情根本不是他干的，有罪供述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笔录内容则是民警教他的，“（民警）让我按他们的说。”

　　法官问付存绪：你一共做了28次笔录，是否每次都挨打？你向检察官交代时有没有人打你？——法官统计到的数字是，在全部28次笔录中，付存绪有11次向公安机关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

　　付存绪说，不是每次都打，检察官没打过他。但是办案民警说，公检法就像是一个工厂的三个车间，检察院的人打起来比他们警察还厉害，“我怕他们打我，就讲了。”而且，付存绪开始不知道是检察院的人来提审，“我以为是公安上的人，我被打害怕了。”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李福林就证人证言、沈阳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非分泌型”检测）、现场勘验笔录（27公分足迹）等证据一一提出质疑。他表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超长羁押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安机关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据以定案。

　　出庭支持公诉的宝鸡市检察院赵副检察长表示，认定付存绪作案有十大理由。不过他也承认，本案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没有直接证据怎么定案？赵副检察长的意见是，间接证据经查证属实形成锁链，也可以定案。

　　但是宝鸡市中院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庭审后提交给陕西省高院的请示报告中表示，“该案基本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力，不能下判”，请求上级法院就案件处理作出指示。

　　1989年5月31日，陕西省高院复函宝鸡市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凡属案件事实不清、不扎实以及有不同意见，不能作出结论的不属请示范围，故对本案我们不宜作出具体答复。

　　“此案以前与你们座谈时的个人意见只供你院在处理此案时参考，具体对案件的处理由你院决定。”陕西省高院在复函中这样写道。

　　1989年10月25日，宝鸡市中院作出裁定，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又一次将案件退回宝鸡市检察院补充侦查。

　　反反复复退侦把宝鸡市检察院惹毛了，他们将案件材料整整搁置了两年多，才于1991年11月14日函告宝鸡市中院：

　　本院认为，付存绪奸淫幼女一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且你院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开庭审理。故无需补充侦查。

　　进退两难之际，手捧烫手山芋的宝鸡市中院选择快刀斩乱麻。收到宝鸡市检察院那份措辞强硬的函告一个半月后，便以奸淫幼女罪判处付存绪死缓。

　　判决书一共只有三页纸，其中正文只有两页，全文不到800字，却足以判定付存绪一生悲苦。

　　法院宣判后，付存绪没有上诉。脖子上的瘤子越长越大，看守所又不给治，他担心危及生命，于是决定放弃上诉，争取尽早去监狱服刑，才有机会就医保命。

　　付存绪并不打算认命。从到监狱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准备喊冤申诉。高墙内片纸难求，他忍饥挨饿从嘴里省出一个半个馍来，拿去跟狱友换纸。材料写了不少，从服刑中，到假释后，他一直在写，可是回音寥寥。

　　向省市两级检察院和法院提交的再审申请都被驳回了。陕西省高院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表示，付存绪的犯罪事实，有他的多次供述证实，且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科学技术鉴定等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

　　但在两名申诉代理律师看来，付存绪案是一个从程序到证据都一塌糊涂的明显错案，堪称“中国式冤案的集大成者”。

　　代理律师表示，案件排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以“16岁以上50岁以下”“流氓成性”“性欲要求急切”“与死者不熟”等条件来圈定怀疑对象，本身就很不严谨。后来公安机关以作案时间锁定38名犯罪嫌疑人，随即又以“不具有作案时间”排除37人，侦查行为非常草率。“大量的所谓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都是通过简单的证人走访形成的孤证。”

　　关于羁押程序。付存绪6月4日被抓，首先被关在同村韩某家中，6月8日送到收容站，6月13日首次“招供”。但在案卷材料中，他7月4日被拘留，7月8日被逮捕，抓捕没有任何合法程序。后来被超长羁押，也不见任何延期羁押的手续。

　　再说付存绪的供述。本案逼供、诱供的情况非常明显，付存绪在口供中提及的案发过程和现场情况，均为侦查人员前期调查、勘验掌握的内容，公安机关至今未发现任何隐蔽性证据，付存绪的口供亦未提及。代理律师表示，这种“先证后供”的现象与著名的聂树斌案类似。所谓“供证一致”，并不可靠。

　　证人证言也很神奇。在案发后不久做的笔录中，几名证人都表示没有看清“那个人”，他们对可疑人员体态的描述，与付存绪并不相符。可是案发十年后，这些证人却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证言，他们开始回避对嫌疑人的体态描述，而将矛头指向付存绪。“十年前说没看清，十年后却说是付存绪，这本身就违背人类记忆规律。”代理律师还注意到，这些时隔十年才出现的证人证言，全部系他人代为签名，真实性高度存疑。

　　沈阳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是付存绪案定案的重要依据。但是代理律师仔细研究发现，全案在卷证据不存在侦查机关提取受害人阴道分泌物的任何记录。那么，这份检材从何而来？

　　“付存绪案的错误，起自公安机关混乱的侦查，终于原审法院错误的认证，付存绪在看守所历经数次严打而只判死缓，本身就证明这是一个侦查倒逼审判的错案。”代理律师表示，付存绪孤苦一生，如今风烛残年，带着强奸犯的大帽子，生亦艰难，死亦不甘，是该早点纠错，还他一个清白了。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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