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针对华为、Tik Tok、微信等公司的频频打压，标志着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战的中美冲突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此轮美国对华的战略意图也随之日益明朗化。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实施技术封锁由来已久，而这次与以往有何不同？目前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全球各国对“未来技术”主导权、“未来产业”主导权的争夺战愈演愈烈，同时叠加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与逆全球化运动带来的全球治理危机等复杂局面，中国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拐点之上。中国的科技创新该怎么办？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走向何方？中国的科技企业该何去何从？今天的抉择不仅仅影响到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五十年后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大国崛起，也事关新一轮的全球化，事关新经济条件下的国际新秩序，事关疫后新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焦点的高科技摩擦碰撞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思科就曾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尽管双方最终以和解收场，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角力却拉开了帷幕。此后华为、中兴等中国信息通信设备制造商快速崛起，在世界范围内也持续迅猛扩张，几乎将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爱立信等传统大厂扫地出局，彻底改变了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竞争格局。本土信息通信科技企业的崛起支撑了中国互联网信息产业的繁荣发展，也使得eBay、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头部公司在中国逐步陷入被动，有的甚至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随着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我国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以谷歌、脸书为代表的美国网络科技公司面临更高的市场门槛，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游说施压日渐频繁。可以说中美两国围绕信息通信科技与产业的摩擦碰撞经历了持续增强的过程，在近几年到达了临界的状态。
特朗普执政后信息通信领域迅速成为中美科技战主战场。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为特征的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四处“开战”，掀起了全球性的贸易争端。这个过程中，美国科技企业的对华政策诉求逐渐得到了白宫的支持，成为特朗普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展现强硬姿态的一张好牌。进入2018年，中兴事件的爆发以及中兴的迅速就范使美国政府与科技界尝到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甜头，也使得事情的性质从一般性的贸易摩擦彻底转变为对高科技的封杀，标志着中美科技战全面打响。美国随后明显加快了打压步伐、并且将矛头对准了正在兴起的5G龙头华为，使信息通信科技成为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2019年起，美国陆续向华为提出若干莫须有指控、将华为及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阻断上游高科技供应商与华为的合作，ARM、微软、谷歌、英国电信等公司纷纷响应。2020年5月15日和8月17日，美国商务部通过两次更新华为禁令，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生产的产品，并在实体列表中增加38个华为子公司。美国的一系列打击举措将华为全面封锁在美国技术之外，并制造了孤立华为的“国际联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均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并将清除华为在本国网络中的设备。
Tik Tok成为美国打击新目标凸显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部领先地位。作为一款基于人工智能内容分发技术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Tik Tok自推出以来迅速获得世界各地用户青睐，长期稳居多国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首位，在对脸书、油管、Ins等国外传统社交平台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战的新打击目标。自2019年以来，美国部分政客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炒作Tik Tok“威胁”，美国军方率先禁止使用抖音，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响应了封杀抖音的议题。202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禁止Tik Tok在美国运营，但同意其在45天内出售给微软；于8月6日正式签署行政令封禁Tik Tok，此后甲骨文、沃尔玛等美国公司先后加入Tik Tok竞购。
Tik Tok虽然峰回路转却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出海敲响警钟。9月20日，随着TikTok、甲骨文、沃尔玛三方初步达成的“云上加州”合作方案初步获美国政府同意，美国商务部将禁止在美国境内下载TikTok的禁令推迟至9月27日晚23时59分。根据该方案，甲骨文将成为TikTok在数据安全合规方面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开展类似苹果在中国由“云上贵州”进行的数据安全合规合作。TikTok Global还将启动上市计划，进一步增强公司治理结构和透明度。但是，由于该方案未涉及技术与算法转让，9月21日特朗普又威胁称，如果字节跳动保持TikTok Global的控制权，那么他将不会批准字节跳动与甲骨文和沃尔玛公司之间的交易。由此可见，尽管与华为相比，字节跳动在对抗打击的过程中显示出更大的韧性和议价能力，但真正的结局尚未浮出水面。字节跳动作为中国本土科技企业群体中的“后浪”，能否凭借其强大的原创实力在与美国国家意志的较量中获得更加公平的待遇，我们拭目以待。
通过分析美国对华为和抖音两家企业的打击，可以洞察到美国发起的对华科技战包括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实施方针。
在战略设计上，美国瞄准的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代表未来前沿领域的新经济形态，选择的打击目标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具创新活力的民营公司，意在消灭最具威胁的潜在竞争对手，阻碍中国新经济的发展。美国作为全球新经济的发源地，深谙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对于传统工业经济，新经济具有几何式爆发增长的特征，美国政府担心一旦在5G、人工智能这些关键技术领域失去领先优势，将一发不可收拾地被中国越甩越远，进而在未来经济社会变革、生产生活方式革命上被拉开差距。同时作为长期稳固的全球科技引领者，美国在原创领先方面也经验丰富，因而对世界新经济领域的科技竞争、产业竞争十分敏感。虽然美国政府和政客一再宣扬“中国威胁”、“政府补贴”、“国家安全”等，但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美国方面，却精准识别出华为、抖音等中国最市场化、最国际化的民营科技公司。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中国在新经济领域最具爆发潜力、最有威胁性的原始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可见，美对华科技战打击目标十分精准，真实的战略意图是枉顾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凭借国家权力赤裸裸地扼杀商业竞争对手。可以说，美国公布的“实体名单”几乎相当于帮助中国筛选出了一批已在高精尖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材生”。至于美国声称的打压理由，则仅仅是为其霸凌手段披上的一层羊皮，其中所掺杂的美国大选、游说政治等政治因素又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推动科技战不断升级。
在战术选择上，美国采取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硬脱钩策略，基本逻辑是将高科技生态圈对华全面关闭和物理隔离。新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已从链式创新走向生态创新，而当前在最重要的几大新经济细分领域，全球创新生态几乎均由美国公司所主导，包括半导体（高通）、互联网（谷歌）、智能终端（苹果）、社交平台（脸书）、4G网络（AT&T）等。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是通过有限融入美国高科技生态而实现的，很多技术都是基于美国公司的底层架构进行再开发。因而，目前中美在很多科技产业领域都彼此嵌套、互为支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例，从上游的材料、芯片、元件，中游的设备、系统、终端，到下游的应用与服务，中国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国际供应链错综复杂。美国打击华为的手段实际是切断了其国际供应链，而打击抖音的手段则是要求其对美国用户的数据实施物理隔离（云上加州）。这些举措在把中国公司从美国的创新生态中剔除的同时，也将给相关的美国企业、美国用户带来巨大损失。作为全球创新生态的主导者，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却仍蓄意为之，表明其看重的不是国内企业丧失中方订单的一时之困，而是远期美国可能即将失去的技术先导权、产业主导权和生态话语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紧了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创新布局，进一步凸显了抢夺科技创新主导权的战略意图。2020年8月26日，美国白宫、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能源部（DOE）共同宣布将在5年内投资超过10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12个新的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其中包括7个AI研究中心和5个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2020年9月9日，美国能源部再次宣布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研究提供160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科学调查和复杂系统的管理。这笔资金将资助2个项目，分别是“建模与模拟的科学机器学习”项目和“人工智能和复杂系统的决策支持”。9月10日CNAS发布了题为《Designing a U.S.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y》（设计美国数字发展战略）。
华为是中国制造业从国际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到高端、全球供应链从外围到中心的典型代表，从通信设备走向数字经济的高端，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而抖音则是中国新经济异军突起的典型代表，借助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成为全新生活方式、社交方式的引领者。以欧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制造业上很多采用了美国的技术和标准，以至于美国可以按照使用美国技术的占比实施“长臂管辖”；在互联网领域，很多其他国家出现的新兴企业往往被美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多年前，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中国的信息产业基础能力不强，某种意义上对美国而言“不足为惧”。但如今在5G的带动下，伴随“数据驱动+平台运营+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中国有望最早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并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贯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整体而言，打压华为是战略级的，是基于科技创新、产业技术、经济发展、数字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因此手段强硬、无懈可击，华为唯有断芯自救，从国际供应链转向国内大循环。华为代表的是厚创新，即使华为并没有侵害美国利益，但也由于“树大招风”被点穴。目前，华为不仅掌握了5G的产业技术制高点，还具有强大的产业组织实施能力，中国不仅可以通过5G+产业互联网加速走向数字经济，还能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打压抖音是战术级的，是基于社交文化、准入门槛，甚至意识形态的考量，属于动用国家权力谋取商业利益的流氓行为，因此态度暧昧、有商有量，抖音得以斗胆一搏、曲线救国，为中国企业出海杀出一条血路。抖音代表的是薄创新，抖音能够通过先进的算法与数智技术精准推送数字内容于受众，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引导“舆情”，以至于引起忙于大选的川普拿来开刀。抖音在海外市场动了别人的奶酪，难免存在一些策略性失误，再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对于不同国家的细分运营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就两家企业的反应而言，华为的反应更理性而非民粹、更硬核而非妥协、更彻底而非幻想。一是强调与美国保持合作，以及技术的共享，而非迎合民粹主义，主要是5G领域；二是进一步强化技术突破，加速“备胎”项目的应用，并开辟新的技术领域，主要是在芯片方面；三是加快产业组织，强化与产业链中上下游的同频共振，主要在于芯片的全产业链。抖音由于涉及面广，且国内外有不同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导向，更多的策略是借助法律手段延缓，而且美国方面更多地作为一种“生意”或战术级的交易——谁是特朗普连任主要经费支持者就可以成为抖音版的合作伙伴。此前，国内大疆无人机、韩国也有相应的案例，大疆用法律手段打赢了官司并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韩国则是在芯片产业上抓住契机、真刀真枪、群体突围、创新迭代是占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对于华为的打压，还是对于抖音的打压，在企业、行业、国家等层面分别会产生不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华为为例，短期内华为的高端手机将成为绝版、海外市场受挫，使得华为业务发展受到重要挫折；中期来看，断芯事件将进一步倒逼华为走向以全产业链上多点布局为核心的“备胎模式”，从而影响其全球供应商的业务结构发生连锁反应，给目前的全球新经济生态带来重大影响，未来在与之类似的诸多行业中，传统的垂直分工模式将难以为继；而长远来看，华为的教训将使得国内很多龙头企业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本土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实现从“贸工技”走向“技工贸”，从拿来主义走向自主可控，从国际循环走向国内大循环为主，进而不断增强民族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对此，我们要有应有的反思，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基础研究、产业基础能力、产业组织能力的反思，不仅要更加重视基础教育与基础研究，还要通过硬核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更要通过中上下游的协同联动发展提高产业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尊敬的、影响世界的伟大公司，一定是更具有适应性、友好性的公司，可以参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但需要与国际市场的法律政治经济关系相协调。在具体应对的战略层面，中国在国家层面并非是“一对一”的“硬碰硬”，更需要强调战略性、未来性，保持战略定力，以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必过于在策略与战术上一一回应。在支持企业发展的战略层面，美国在海外打压华为和抖音，涉及到的是三个领域，一是5G通讯，二是高端芯片，三是社交传媒。关于新一代通讯，更需要国内的市场培育与市场孕育，正如没有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孕育就难以有充分的产业互联网发展一样，尽管5G投资大、周期短，但没有一定的孕育和试错，难以迎接下一代通讯的到来。关于高端芯片，更多地需要发挥狼群效应，通过产业链中上下游大中小企业以及高校院所等的合力突围。对于抖音海外版则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也就是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触碰，但哪种方式更灵活则怎样应对。
今年5月以来美国对华为、抖音等企业的打击行为，并不能单纯用科技战升级版来认识，而应放在新冠疫情黑天鹅影响笼罩全球、美国大选年、民粹主义、地缘政治等国际环境复杂形势的整体变化之中去深入研判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这些复杂形势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冠疫情将带来的深远影响。
2020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短短9个月，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3000万，即便是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新冠致死人数也已接近百万。从黑死病到新冠，重大疫灾总会触发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足以引发人类社会的某些根本性变革，从而成为历史的拐点。目前，一些深层次的变革已初露端倪，其中显示度最强的是经济范式的转变，即新经济对工业经济的全面“接管”，以数字化转型为代表；其次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以中美冲突为代表；最后是全球化范式的转变，以中美脱钩及中国提出双循环发展策略为代表。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次疫情与黑死病相似，带来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反思，而这些反思必将引发一系列深层次变革，帮助人类发现新的曙光，走向新的文明。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14世纪欧洲爆发大规模鼠疫，即“黑死病”，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堪称空前绝后。黑死病带给欧洲的悲惨后果，引发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终结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某种意义上，黑死病成为欧洲挣脱中世纪枷锁和实现欧洲文化转型的一个诱因，甚至可以说这场鼠疫直接催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之后的欧洲社会出现了四道光芒，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工业文明。尽管在“黑死病”前后，人类社会也曾多次发生过瘟疫、战争，但是唯有“黑死病”直接威胁到了人类整体生存，堪称“千年灾变”。对比来看，新冠疫情是人类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准后出现的又一次全球性灾难，不啻为大自然对人类无限膨胀的自信心、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次沉重打击。就在疫情发生几十年前，硅谷已经开始谈论人的永生和不朽，不料这次新冠疫情把人类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某种程度上这次疫情就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又一次千年世界大战，势必将对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及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千年之变”。
一是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经济发展范式的变革——创新文明。由于疫情导致了线下活动的全球性停滞，倒逼人们加速线上化，世界全面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而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疫情中，中国人和美国人比较大的区别体现在电商、物流、社交和支付四个方面，中国的这四个主赛道在疫情之前就达到了万亿元市场规模，疫情中又充分发挥数字抗疫的作用，使得中国的老百姓能比较容易地实现日常生活的线上化，即在很少与人接触的情况下、在居家隔离期间正常生活。这是中国抗疫快速取得成功的最大关键，也是中国在新经济领域走进无人区的突出体现。
同时，防疫抗疫中逆势发展起来的在线消费、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弊端进行了反思，包括过分追求统一化、城市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个体的幸福感和价值感被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所泯灭，个性与思想更是难以得到张扬等。相比之下，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作为一股追求价值实现、思想解放、公共利益的变革性力量，成为了冲破工业文明阴霾的一道新曙光，也代表着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未来数字化技术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多数劳动力将从事教育、娱乐、文化创意等服务行业，个体将获得更多的商业自由度，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也会随即发生转变，生活、工作、学习等将从工业文明的“割裂状态”逐渐走向创新文明的一体化，走向心灵自然。
二是反思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治理范式的变革——共治共赢。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也成为了考验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试金石。在中国的防疫抗疫过程中，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充分展现，而数字化的新治理模式成为防疫成功最重要的亮点。像红十字会这种组织的崩溃，传统智慧城市工程项目的失效等等。新治理的一个关键是实现多元共治，让新经济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充分参与到新治理中，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内的事业单位。新经济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新经济企业有灵活调配、组织资源的能力，有自我创新的动力。比如中国多年来规划建设的家庭医生、社区医院、大型医院的分级医疗体系，在这次抗疫过程的实际运作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我国的家庭医生、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体系在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服务标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很多互联网医疗企业，比如微医、春雨医生等互联网医疗的平台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在线问诊、自我检测等诸多服务，极大缓解了特殊时期国内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这充分表明，新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需要联合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需要政府、企业、民间智库、投资机构以及大众消费者的共同参与，在发挥各自作用的过程中共同成为利益相关者，实现共治共赢。
三是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化范式的变革——大同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了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和服务全球化，打造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外围”圈层式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体系，实现了全球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环境污染、毒品、犯罪、病毒等负面因素的全球化，引发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国家的税收与就业分化、贫富差异下的社会阶层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此次新冠疫情悍然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日常运转按下了暂停键，各国各自为政的防疫举措对过去由欧美国家主导构建的经济全球化范式和全球治理方式形成了巨大冲击，部分地缘政治危机也在疫情导致的复杂形势下被激发出来。如汤因比所言，以基督教为基本精神而统一世界的企图，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新冠疫情的出现，再次给了人类一个警醒：当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威胁时，人类文明要想取得进步，不应是谁战胜谁，而是找到各民族文明的价值和多元文明共生发展的途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积极探索全球化新范式。一方面，积极推进全球化的价值基准重估，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新基准。另一方面，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准则，摒弃一国对一国的“隐形”剥削掠夺，消除以短期国家政治利益为考量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形成全球化治理的新共识。
目前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由于东西方应对的显著差异，在深度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即时传送和分享等原因，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外溢效应。这个效应首先冲击的就是东西方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现在的中美关系显得很紧张，各方也提出不少对策。怎么做出正确对策、推动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的发展轨道，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当前的中美摩擦和中美关系。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怎么理解美国当前的密集打击——是一种病态反应。当前全人类正处于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的非常时期，但各国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当前，美国依然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这表明美国的疫情仍在持续发展，处于“疫中”阶段；而中国已连续30天未出现本土新增病例，日增输入性病例保持在两位数的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的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处于“疫后恢复”的初期。
与此相对应的，两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发展形势也迥然不同。中国已经暂时渡过了难关，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出v型反转；而美国仍在遭受疫情的重创，不但失业率大幅攀升、经济步履维艰，而且国内防疫措施饱受诟病，种族冲突、民粹主义等内部矛盾不断被激化。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已被自身的内政搞得焦头烂额，同时又逢美国大选季，特朗普为争取连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相当于在新冠疫情之上叠加了“大选综合症”。
因此，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连续打击，以及在南海、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几乎都可以看作是在病情最紧张的时候做出的一些病态反应，而不是正常时期的常规反应。特朗普政府这些外化的打压措施越多、越频繁，反而更加显露出他内心的焦虑。此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更从容地应对中美博弈的问题，像一个康复的病人对待一个病情沉重的病人一样，以更多的同情和包容心从容以待。
第二，怎么理解美国发起的科技战——卡脖子战术必将被未来的开源生态所超越。有人说美国打压中国，他们能够把软件基础和底层架构全部封锁，为此中国就要去重新做软件。事实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从开放程度来看，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产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能够造福全人类，也应该由全人类共享的，这种科研成果必将是国际化的，比如火药、电灯，互联网也是如此；第二种是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这种科研成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有偿扩散，也可以用来构筑商业性壁垒；第三种是事关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这种科研成果的对外输出必然有很高的政治壁垒。
目前所谓被美国“卡住了脖子”的主要涉及到后两种，即专利保护和国防安全领域。但对于专利和国防的科研成果，都并不是能形成垄断性壁垒的，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路径去实现的，比如技术。如果一味盯着“卡脖子”的工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单一技术路径的狭隘的境地，甚至可能会上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从前苏联和美国的冷战，因为针锋相对、大搞军备竞赛，而且仅仅依赖政府投入却难以见效，最后苏联被拖垮了。
而与此同时，新经济时代的科技创新范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从专业（垂直分工）走向跨界（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从链式（正向创新）走向生态（网状自成长）、从管理（对等关系）走向治理（协作关系）、从孤岛（信息不对称）走向开源（信息对称）。以互联网领域为例，在互联网从诞生到蓬勃发展的50年中，开源已成为技术自演化的基本需求，任何人为的防火墙均抵挡不住“码农”们对互联互通的渴望。这种开源生态以多样性和交互创新为基础，各种万能钥匙工具、黑客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美国意图通过常规手段实现技术封锁和关闭技术生态，但在新经济主导的全球化范式之下，此举反而将倒逼中国更快走向自主可控的开源创新和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从而在创新生态的进化之路上实现对美国的赶超。
第三，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以面向未来的生态主导权规避“卡脖子”问题。当前中国在科技创新的很多领域已进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新经济已经走向全球领先的新历史起点，在科技方面的国际竞争是关系到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崛起的问题。目前不管是在具有共享性的科研领域，还是在专利性的专门领域，我们都应该按照原计划加强自主创新，把该做的硬科技、深科技、未来科技等做实、做好、做强，而不应该表现软弱。比如目前探索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塑造区域创新源头的科学城、科技城，彰显区域个性的创新创业生态，都将为我国的原创技术、原创产业打下基础，助力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的舞台上加速构建起有利于原创的生态主导权。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中国做原创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也不是为了搞战略对抗，而是为了发展自己，同时也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去做探索。在开放式创新生态中，对技术主导权的争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供应链层面所谓的“去中国化”、“去美国化”，而是新经济生态条件下的原创开源和自主可控。因此，我们仍然基于大国的担当，期待未来在科学技术领域能与西方国家更好地合作，期待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合作共赢。
放眼未来，中美两国的相处模式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核心因素。中国和美国尽管文化传统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在各自的地理区域，都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新形势下重塑国际新秩序的关键一环，将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20世纪的世界基本由美苏两个集团构成，而到了21世纪及未来几百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将影响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全球化路径的转变。
因此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带有某种必然性和阶段性。对于中美关系应该积极向前看，尽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状态了，尽管美国在“疫中”不断升级对华遏制措施，导致了双方较多的非理性争议，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向前看，主动设计和推动形成新时期的新型中美关系。随着人类找到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美国内政趋于稳定和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深化和进步，相信中美关系将呈现出新的发展空间。
未来研究指对未来整个社会技术条件和社会状态的研究，包括科技、经济、人类、社会等各个层面，是前沿科技创新的方向指引，也是国家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与依托。未来研究是哲学与科学技术相互促进、互为依托的一门现代科学。未来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德国的弗莱希特海姆教授率先提出，最初未来学研究被归属于哲学范畴，以社会科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着重从理论和学术上进行探讨，到60年代逐渐转向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前沿科技持续创新为研究未来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手段和技术，二者互为依托，未来研究逐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狭义的未来研究是探讨几十年后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广义的未来研究还包括预测研究。
从历史来看，各国科技战略的布局均依赖于发达国家关于未来的研究与预测，谁能把握未来，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更大的主动权。一个国家重视未来学研究，关注影响未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就能够在科技创新上掌握发言权，在原创产业方面取得引领地位。美国高度重视未来学，拥有大量优秀的未来学家、科幻作家，并且未来研究成果已渗透到在科研、教育、文化、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形成了自由探索、包容试错的创新氛围。凯文·凯利、雷·库兹韦尔等最先洞察科技对人类生活与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与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科技创新的方向与科技战略的制定，使美国在人工智能、深空探测等前沿科技领域保持洞见力，持续引领全球。中国和美国的最大差距是未来研究不足，美国在纽约、波士顿、硅谷等多个创新高地，每年不断有研究未来的报告出现，引领着全球的科技发展。而中国对未来的研究和关注相对少，更多的发布产业报告、白皮书，虽然也很有用，但是都是反映现实的，缺乏未来感和引领性。
未来研究对科技战略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引导前沿科技创新。企业是前沿科技探索的主体，好的未来研究能够清晰洞见前沿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场景，指引企业科技创新方向，具有战略敏感性的企业家大都重视未来研究。为保持企业家对未来的敏感性，美国每一届总统都会邀请8位知名的未来学家和企业家共同讨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抢占各领域的优势。二是影响科技战略决策。对未来的持续关注能够在思想层面对科技决策者产生影响，进而在中长期科技战略的制定中超前布局，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如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材料基因组战略计划等。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开展了“2020年中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动全国的科研力量研究未来。这次未来研究使得中国看到了硅谷，看到了新技术革命，给我们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科技战略以跟随发达国家为主，科技走向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未来研究的影响较为深远。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发布，指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标志着我国科技战略从模仿创新开始向自主创新转变，部分领域逐步实现并跑甚至领跑。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化，我国科技创新在很多领域逐步进入“无人之境”，迫切需要面向未来开展研究。尤其是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更进一步迈向全球引领，也就是进入了“无人区”，越来越多的原创新兴产业发展不再有先例可循。
当前，开展中国特色未来研究、抓紧布局未来产业，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制定科技战略和产业规划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已经进入三跑并存，并跑与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一方面以量子通信、5G、计算机视觉、超级计算、深海探索为代表，我国在一些领域逐步实现“领跑”，另一方面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科大讯飞等为代表，我国诞生了大量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企业，其技术和产品创新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我国科技创新在长时间照搬西方经验做法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思想观念和方法论的瓶颈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中国未来30年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本质是理念领先，其关键在于开展广泛而有效的中国特色未来研究，在思想层面形成全球引领优势。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未来产业成为大国竞争新焦点。发达国家和国际科技领军企业纷纷着力于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一代网络技术、区块链等产业领域的布局。2020年4月1日，习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所谓“未来产业”，并不是指几十年、百年以后的产业，而是指那些在当前就已涌现了大量创业创新型企业、具备产业生成的雏形、将对目前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新赛道、新兴产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未来产业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组织创新以及产业演进规律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特点。首先在创新范式上，未来产业的创新更多是由场景驱动的逆向创新、创业式创新。其次，未来产业的发展路线不再是传统产业的线性生长，而是生态式生长，除了本领域的专业化前沿技术，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将在未来产业的演进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创新的成果可能在任何阶段出现，也可能在多个阶段同时出现，以及创新周期的大大缩短，未来产业的生命周期将出现颠覆性变化。第三，未来产业在组织方式上具有鲜明的跨界创新特点，相关组织、创新主体都将不再是单一功能的、界限清晰的，而是彼此渗透、交融互助，呈现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
目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中，中国奋力赶上了潮头。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慧物流、社交网络等赛道的快速爆发，充分展现出中国新经济全球引领和塑造未来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以华为和抖音为代表的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在中国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怀着改变世界伟大梦想的创业者、企业家一道，投身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浪潮中。从全球来看，中国是创新创业热情最高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最活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进最积极的国家。而美国正是看到了中国的创新潜能，才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实施了精准打击。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技术封锁，我们应该拥有长远眼光，以探索未知、造福人类的大国担当和使命感，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加强自主研发，抓紧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一步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而不能为了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违背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去盲目立项、重复投资。当前的中国只有重视发展未来产业，迎接通往未来的曙光，才有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光明未来。而在新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生态中，只有避免陷入技术路线锁定的陷阱，坚持自主可控的原创精神，才能在新一轮的大国竞争中抢占未来产业的技术主导权、产业主导权、生态主导权。
由于新时期未来产业的新特点，发展未来产业所需要的创新不再是传统链式的正向线性创新，而是从市场出发、场景驱动的逆向生态式创新，也可称为“创业式创新”。逆向创新需要科学家、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政府等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创新围绕着新经济场景进行。新经济场景指由新兴技术的大规模落地应用所催生的、能够给人们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新生产方式、新服务形式和新消费模式，如无人工厂、智能订制、无人零售、共享出行、在线问诊、互联网教育等。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新经济场景：从技术视角看，场景是若干新技术集成应用的一个特定环境，也是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在落地应用中迭代升级的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从企业视角看，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商业价值实现下沉爆发的用户市场环境，也是新经济新物种隔离发育的模拟试验空间；从产业视角看，场景是新赛道发育生长的竞争性环境，也是推动新兴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新生态载体。新经济场景给以前沿科技创业、硬科技创业为典型代表的“新研发”提供了重要的新型科研基础设施，使得原本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参与创新过程不同阶段的人、财、物等创新要素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被聚合在一起，让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协作来完成创业式创新，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创业企业自身的爆发式成长。
疫后中国的场景创新从“无人”向“非接触”升级，为中国未来产业走向全球引领提供巨大空间。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式创新”发展新路。中关村的发展从跟随硅谷到与硅谷并跑，甚至实现在某些领域的领跑，30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逆向创新经验，形成了由投资人、创业者（企业家）、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创新模式。中国在双创浪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面向未来的创业者、独角兽企业、平台型组织，出现了电商、物流、支付、社交等“万亿级”的新经济赛道和一系列全球领先的新经济场景。这些场景主要以无人、个性化为关键特征，可分成四类：一是无人场景，包括无人零售、无人支付、无人仓储物流；二是平台化场景，包括共享出行、在线直播、个性化教育；三是个性化服务场景，包括自媒体、家居智能化；四是智能化场景，包括智能安防、智能化医疗。比如电子商务、无人支付、共享单车等。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进一步涌现出一系列“无接触”、“无感”场景，例如“非接触”的体温检测、 “非接触”的云上课堂、“非接触”的直播卖货等。“非接触”场景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抗疫中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重要创新，比无人场景的应用范围更广泛。“无人”场景是以智能机器取代了现场服务人员，使得人通过与机器的互动获得了服务。而“非接触”场景更进一步，人在远程的情况下完成了交易和服务，实现了智能技术对人的“无感”服务。“无人”到“非接触”的场景创新升级趋势充分证明，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一大批未来产业在中国已具备了产业爆发的基础条件。未来的科技创新更多的不是依靠大学教授从实验室的设想中开始萌发，而是在实践场景中被技术需求逆向催生。因此，做改变世界的场景就是为了迎接未来，场景创新是走向未来的里程碑，中国要在“无人之境”发展未来产业，就一定要竖起场景这支灯塔，让场景创新之光照亮中国未来产业迈向全球引领的方向。
1. 发挥国家级企业的新担当，以生态主导权抢占科技战背景下的技术创新高地
过去我们所说的产业主导权，主要是指产业主体对产业发展和运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应变力，集中体现为产业前端的市场主导权、产业中端的资本主导权和产业后端的技术主导权。在新经济条件下，体现一个经济体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逻辑已从技术主导权、产业主导权向生态主导权升级。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国与国之间的科技战也将不再局限于当前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优势产业，而会进一步向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延伸。
回顾过去，美国历经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机械化）对英国技术主导权的挑战，借助世界大战“契机”成为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电气化）的集大成者，并在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信息化）中进一步抢占了诸多领域的产业技术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如今伴随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来袭，尽管美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本运作、全球贸易与供应链上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的大国崛起成为重要的变量，将更加全面、深远地挑战美国的产业主导权。目前，“中国过度扩张，美国过度反应”成为美国主流世界的基本判断；“中国没想到美国实力依然强大和卑鄙，美国没有想到中国有韧性和能扛”成为很多人的印象。
伴随中国的大国崛起，“一超多强”的结构将逐步改变，由传统超级大国和新兴超级大国主导科技、产业、经贸、资本、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格局将难以避免，进而在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领域，最终亦将出现技术标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两个体系”。在此背景下，无论华为、抖音，还是美国的高通、微软、甲骨文，将有一大批国家级企业在两个体系的竞合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打压华为和抖音，我们不仅需要有反思，还需要有必要的战略考量。这种考量，一方面是在全球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领域，由中美主导的两个体系是难免的，但这不意味着两个体系的对抗或者脱钩，而是需要找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共处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更需要尊重由美国主导的技术标准和游戏规则，但完全可以在新经济领域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并且当美国越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需要约更加开放，学习和借鉴一切优秀成果为己所用。另一方面是诸如华为、抖音这样的国家级企业在“两个体系”的竞合发展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代表国家推进国家战略或参与全球战略实施，同时应加快融入国际市场，与国际领域错综复杂的法律政治经济关系相协调，逐步提高预见风险、应对风险、处理风险能力，成为真正具备雄厚实力基础的国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应有的地位。
而对此类国家级企业，政府的保护也必不可少。中国12年来首次修订并发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在限制出口部分计算机服务业类的信息处理技术项下，新增的第21条关于“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第18条关于“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等控制要点，就涉及字节跳动公司的技术，应该说给抖音应对美国打击增加了十分积极有效的谈判砝码。为了把新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生态主导权牢牢抓在手中，将来类似这样保护原创知识产权的工作应加快在前沿科技领域全面展开，给中国更多的本土科技企业在技术原创、产业原创的道路上保驾护航。
第一，进行有关未来研究的前瞻布局和思想大讨论。科技部、发改委应该重视对未来和未来产业的研究，要鼓励未来研究机构发声和发布各种未来报告。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发展未来产业就是大国的使命和担当，我们要去探索未来的人类、国家、产业该怎么走。为此，要支持开展大量的未来研究，甚至应把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包括在这个体系内来大力支持，营造出一个氛围和一种文化，使对未来的探索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不仅要开北京和深圳的高技术产业博览会，还要开办未来大会，要让未来学家走上前台。
第二，进行支持跨界的制度创新，建立新经济制度。做未来的事就必须打破现在的规矩，进行跨界，激发新生事物的涌现。未来产业不是政府决定支持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就出现了。它需要的是政策更具包容性和制度创新的超前性，需要进行新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验。切忌变成一种“为未来产业而未来产业”的行政任务。
第三，通过未来产业引领新经济的全面崛起。新冠疫情之后人类肯定能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未来新经济领域会出现很多新生事物，新事物都是要靠探索未来去实现。疫后，未来产业会是一个很强大的驱动器，驱动社会往前走。所以说，疫后数字经济、未来产业应作为新经济的两个重点被提到议程上来，甚至全国都应该来讨论未来产业应该干什么、怎么干，让更多的创新创业高地涌现出更多的未来产业。
在数字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而发生逆转。对于美国在疫中的病态反应，中国应认清大势、从容应对，保持大国胸怀，避免冷战思维陷阱，坚持开放合作的基本路线，不断升级开放发展范式，运用多种方式进一步汇集全球资源，引导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发展。中国已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智慧贡献。同时也要现实性地去理解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要用包容理性的心态去达成更多共识，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
在中美科技战这面镜子中既折射出美国对新经济发展主导权的焦虑，也反映出中国新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实力才是硬道理，中国要想在科技封锁中突出重围，在和美国的角力中不落人后，成为科技强国并实现全球引领，就要坚定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经历一场破茧成蝶的蜕变。在技术封锁中展现出来的中国产业碎片化、处理国际风险的不成熟、中国媒体外宣薄弱等问题，正是我们亟待反思和改变的方向。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认清形势，稳住心态，保持战略定力，在科技前沿领域不断突破，才会击碎封锁的桎梏，迎来中国科技创新的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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