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副干部李沛瑶在家中遇害拉开一场全国严打序幕

　　1996年2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沛瑶在家中遇害。

　　李沛瑶是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将军的儿子。1933年，李济深公开痛骂蒋介石，宣布与蒋绝交，之后去到香港。不久后，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在香港出生，就是李沛瑶。

　　1949年，李济深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应毛主席之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并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李沛瑶随父亲到北京上学，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在那之后的将近30年时间里，李沛瑶都在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从技术员一步步做到高级工程师。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研究培养党外干部的问题，江西省委统战部的同志推荐了李沛瑶。由此，年过半百的李沛瑶开始了从政之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跟李沛瑶熟知的相关人士回忆：

　　他那时50多岁，却显得比实际年纪老成，给人仁慈、厚道的印象。吃饭时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只是颔首笑笑，话不多，看上去很不适应觥筹交错的场面，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

　　不久后，李沛瑶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继而在民革中央的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副主席。1989年，又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副部长。1992年又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八届人大副委员长。六七年的时间，李沛瑶由一名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国家领导人。

　　即便当上了副国级的领导人，李沛瑶仍然保持着工人知识分子本色，出差到南昌回厂看望同事，工人们握着他的手仍亲切地称他“李师傅”。他曾说：“我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了30年，和他们有共同语言。”

　　生活上，李沛瑶也是极其朴素，基本上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家里既没有保姆，也没有警卫。房子里倒是有警卫室，也配有一个警卫。但他让警卫人员住在车库宿舍里，离他家有一二百米远。平时买菜做饭，全都是李沛瑶自己亲力亲为，年过60的他甚至每天都会自己下楼倒垃圾。可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朴素的生活习惯，会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李沛瑶的家是一座独栋二层楼，草坪环绕，楼门开在东南角，东南方16米是2号武警哨兵岗亭。

　　1996年2月2日早上刚上班，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命案侦查处副处长的左芷津听到消息，很快便赶到案发现场。

　　李家现场有大片血迹，楼内门厅东北角地毯已被掀开，露出一口暖气井，井内有一具屈曲状俯身的男性尸体，头部流出大量血液，上身穿的白衬衫向上卷起露出几乎整个脊背，并染有大量血迹；里面穿的白色背心也向上卷起，下身穿蓝灰色线裤，内穿粉色秋裤，再里面是蓝短裤，脚上穿着灰色袜子，袜底沾满血迹和泥土。这正是李沛瑶的遗体。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一位住在李家正南的邻居和一位住在东北侧的保姆证实，凌晨4时50分左右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而两名当夜值勤的武警战士称，6点左右他们在李沛瑶家楼门外遇见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战士，低头转悠像在找东西，他们用手电照了他一下，发现张金龙头上和大衣上都有大量血迹。

　　很快，当天领班的武警班长证实，6点30分时，张金龙曾对他说：“班长，我杀人了，你放我一马，让我远走高飞吧。”之后，张金龙准备翻出大院铁门，被班长和另一名战士拉下来带到了武警中队部。

　　途中，张金龙曾试图再次翻墙逃走，被两名战士追了回来。经过搜身，发现张金龙身上有一个钥匙包和一个黑塑料刀柄，还有600元钱。种种迹象表明，时年19岁的上等兵张金龙就是杀害李沛瑶的凶手。张金龙原籍黑龙江省兰西县，一年前被派到李沛瑶等领导的住所值勤。

　　1996年2月2日早晨4点到6点，他在2号哨值勤。因为觉得在哨位上待着没什么意思，就来到旁边李沛瑶家楼下，放下枪，把大衣脱下，子弹袋放在一旁，蹬着阳台下蹬窗户爬上二层阳台，脱下棉鞋，穿着袜子打开一扇门进了屋。

　　当张金龙在客厅写字台抽屉翻东西时，李沛瑶被惊醒了，穿着衬衣衬裤，趿拉着拖鞋从卧室里踱了出来。李沛瑶见到正在偷东西的张金龙，有点愣住了，待缓过神后，他问道，“你怎么进来的，我的门是不是没有锁？”

　　张金龙认为李沛瑶一定看出来了他在偷东西，慌忙说：“对不起，首长，我是头一次，下次不敢了。”说着，张金龙跪在地上，不断求饶。李沛瑶坐在沙发上，口气平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听罢回答后说“你19岁就干这事”，挥挥手让他快走。

　　李沛瑶的举动在张金龙看来，“顿时觉得他十分可恨，心想，我都给他跪下了还不行吗？”直到下楼时，张金龙还在想，他肯定饶不了我，会跟我们领导说这件事，不如干脆一了百了。边想边走到一楼厨房拿了一大一小两把菜刀塞在裤兜里。

　　走出厨房后，张金龙心里害怕也没下决心动手，当他走到楼门口时，听到李沛瑶大声说：“你可要知道后果。”听到这话后，张金龙急了，从裤兜里掏出小一点的那把菜刀，冲上去跟李沛瑶厮打在一起。

　　李沛瑶尽管已经年过六十，但力气还挺大，在厮打过程中，将张金龙的肩章扯了下来。在争夺菜刀的时候，张金龙的手被割破了。情急之下，张金龙胡乱挥舞着菜刀，混乱中，刀和刀把脱离，刀片飞了出去。张金龙发现后，扔掉手上仅剩的刀把，将大菜刀掏了出来。

　　李沛瑶上前将大菜刀夺了过来，朝张金龙砍了两刀，然后奔向门外并大声呼救。张金龙追上去将他扑倒在地，重新将刀夺了过来，骑在身上一阵乱砍，“开始他还挣扎着抵挡、躲闪几下，后来我也不知道砍了多少刀，渐渐地他不动了，也不出声了。”

　　张金龙脑子慢慢开始清醒一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想起曾看到李家门厅里有一口暖气井，于是把李沛瑶拖过去，塞进井里并盖上井盖，铺好地毯，再压上一个纸箱，再把菜刀扔进楼外暖气井。过后又从卫生间拿出拖把，在地上胡乱擦了一下血迹，将拖把也扔进楼外的暖气井。

　　处理完这些，时间已经到了早上6点钟，张金龙穿回大衣，拿回子弹袋，再跑到李家阳台拿回自己的棉鞋，结果把子弹袋落在了阳台上。大衣、棉鞋都穿好后，张金龙到哨位交岗。因为裹着大衣，加上天没大亮，接岗的战士并未看见张金龙身上的血迹。

　　交完岗后，张金龙再次到李家，找到扭打时被扯掉的肩章，洗了把脸，找出衣物、手表、戒指、项链、打火机等东西装进两个空旅行箱，当他提着箱子往院墙跑时，发现有人来，就赶紧趴在草坪上。来人就是刚接哨的哨兵，张金龙紧张起来求“放我走吧”，哨兵不放，之后又来一名哨兵，两人一起把张金龙带回队部。

　　张金龙之所以选择潜进李家，是因为他早已经注意到，整个大院里只有李沛瑶是独来独往。而2月2日也不是他第一次进去，在那之前，他已经用同样的方式，爬进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96年元旦过后，他想起曾经看到过李家养了一只懒猴，一定还有很多好玩的。

　　那天，张金龙进屋时，李沛瑶也是在睡觉，但是一直都没醒。张金龙拿走一块手表、一个打火机、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个BP机、20个胶卷，还有1950元钱。后来他把手表寄给了父亲，因为觉得黑皮表带太旧，还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换了条新的。

　　那次，李沛瑶没有声张，也就没有人知道，事后也没听到有人追究。后来他站岗时又爬进去过一次，偷走了索尼牌随身听、配套小音箱，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

　　调查过程中，张金龙的成长背景也被曝光：他初二没读完就辍学，曾于1994年2月、3月两次因盗窃自行车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其父曾是长治市北铁三局工人，1989年停薪留职后在农贸市场卖狗肉，曾有持刀伤人的犯罪记录。

　　后六天，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动步枪将停在工商银行门前的一辆运钞车洗劫，射杀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杀伤一人后，劫走百余万元巨款。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两次发生持枪银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宪洲。1996年3月底，又发生了白宝山案。

　　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不仅令警察压力很大，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流窜犯罪，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毒品。一大批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河北唐山市徐斌、赵勇等9人结成的犯罪团伙，连续抢劫、劫持3辆出租车并打伤司机，唐山市公安局用3天侦破此案，抓获案犯6人。

　　山西平陆县公安局打掉一个以村干部为首的流氓恶势力团伙，这个团伙的头子是常乐镇前村支书兼村长裴安军、副书记赵立家、副村长兼治保主任赵永安。这些人纠集一群当地的流氓，自称是常乐镇的黄金荣、杜月笙，无恶不作，殴打群众，强奸妇女。

　　郑州铁路公安处在京广铁路南线打掉了一个盗窃、抢劫、杀人的特大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以河南籍案犯罗春城、赵相发和白海山为首，他们伙同东北籍的20多名流窜犯，在列车上大肆盗窃抢劫旅客财物。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公安局查获迟海库等人组成的特大制贩犯罪团伙，缴获用发令枪改制的双筒小口径枪、火药枪49支、子弹100多发。

　　湖南浏阳市公安局侦破了以张楚平为首的14人特大盗窃团伙，这伙盗贼乘坐飞机流窜八个省的14个市县，盗窃作案140多起。

　　江西省公安厅组织200多名干警，对丰城市赣江水域水匪船霸进行集中搜捕，经过3个小时战斗，抓获35名水匪船霸。战斗中，丰城市水上公安分局局长葛世增和干警李元旦受伤。

　　全国仅犯罪团伙就被打掉了9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42万余名，另有3万多名违法犯罪人员在“严打”行动的高压下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监所坦白交代遗漏罪行。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惨重代价，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受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严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很好地改善了社会治安，为社会的进步营造了更好的环境。如今，随着刑侦技术的不断提高，器械管制的加强，中国的社会治安已经成为全球的典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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