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导演谢飞：网络营销方式将更深刻地影响电影业

　　有报道称导演谢飞，“或许是2019年全国各大电影节和影展最常出现的嘉宾面孔之一”。文章列举仅2019年在国内，“他参加过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影展、平遥国际影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广州展映等多个电影节展。而在国外，他也参加了许多可能并不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展。”

　　谢飞导演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是在2019岁末，民族电影广州展映活动期间。至于教职，他告诉记者，自己还有一位匈牙利学生，在读博士的论文没有过，其他已没有挂碍。

　　展映闭幕当天放映了由谢飞执导，根据张承志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片《黑骏马》。而在放映前，一段38分钟的纪录片《我们的钢嘎哈拉～黑骏马：二十三年后～》先就把众人的回忆带到了蒙古国辽阔苍茫的草原上……在现场交流环节，谢飞回顾了彼时找到这笔电影投资的不易，“后来我问香港寰亚的老板（投资人），你怎么会投钱给这么一个很没有戏剧性的蒙古族题材的电影？他说他把《黑骏马》这个小说拿回去以后，找到了许鞍华，让许鞍华看看，这小说怎么样。第二天，许鞍华就回复说，这个小说太好了，她看完哭了一夜，‘谢飞导演只要那么点钱（一百万人民币），你们为什么不投？’”

　　彼时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发展低谷，现而今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9年，中国总票房收入高达642.66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但拍文艺片和文艺片导演的境遇依旧是个话题。对于那些有志向当导演的年轻影人，谢飞给出的建议是，“未来的电影，特别是文艺片，编导合一是一个大的趋势，如果你想拍有价值的有文化的影片，你自己要有写剧本的能力。”

　　长者谆谆，但谢飞对于具体的电影作品则并非都是一味肯定——不同于现而今不少国产电影首映礼上，影片放映后往往要请上一众同行背书，而大家也往往齐齐表达惊喜，稍后还要在各自的社交平台上延续这份祝福。谢飞事后在豆瓣上给出的影片评论，往往才会真正让影迷和观众觉得“惊喜”。比如在展映交流会上，他就对毕赣的电影《路边夜餐》表达了不以为然，“长镜头40分钟，可是那个故事说的什么呀？然后思想是什么呀？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出现短时期的轰动，大家也承认它形式上的创新，有价值，但是它不是一个能够留得下去的作品。”

　　如果说电影节上走红毯，当评委和嘉宾，是对导演谢飞业界地位认可的延续，亦是中国社会“崇老文化”的一个表征。年届77岁，“玩抖音的豆瓣影评红人”谢飞，和同辈乃至后辈比他年轻得多的电影人，年纪轻轻就显出“耳顺”之相着实不同。2020年，谢飞第一次补追网剧，在豆瓣上给了《庆余年》四颗星，并称“流媒体时代到来了！”而就在发稿前，笔者又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情人节档上映的电影《抵达之谜》，“有没有兴趣采访影片监制谢飞老师？”

　　谢飞：我参加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克拉拉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已经办了24届，是印度国内几个较大的电影节之一，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个。克拉拉邦受教育程度在全印度是最高的，识字率达到了90%，印度很多地方识字率也就百分之二三十。我在2014年时去当过一次电影节评委，这是第二次去，很惊讶于电影节的观众之多，还有他们对于艺术电影的理解度之高。今次电影节放了200多部电影，2019年全球的佳片几乎都包罗在内，而且票价很便宜，通票票价相当于100块人民币左右。奉俊昊的《寄生虫》放映前，场外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因为抢不到票而大打出手。

　　澎湃新闻：近些年来全国各地西宁、平遥、西安、三亚，涌现了很多影展、电影节，我注意到你近些年也多有出席，请谈谈见闻和感受。

　　谢飞：国际上看，电影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到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就是作为对商业院线的一个补充，那时候只有拷贝一种反映形式，艺术电影、小众的实验电影可能进不了院线，就拿着拷贝到电影节上放，这样那些在文化艺术上有价值的影片才得以崭露头角。电影节就是要放文艺片和民族特色的影片，商业片用不着在电影节上放。在我成长的时期，经常有一些各个国家的电影周来华放映，让我得以接触到印度电影、阿尔及利亚电影、埃及电影等。

　　电影节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交流，它是非盈利的，是为了真正的电影爱好者而办的。我们现在把电影节当成一件新鲜事儿，以前不让搞，现在哪儿都想搞，但一定要明白，电影节不是为了给官员创造政绩，搞自我宣传的。就我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国外多数电影节都是民办的，有些电影节办得特别好，对所在城市的旅游业带来非常好的影响，政府就会拨一些文化资金来支持，但没有全部由国家出资去办电影节的。中国现在几大电影节，省市政府都花了大钱，这个钱花得值不值？是不是把电影节作为一个面子工程去搞了？这些都是要反思的。我以为，电影节还是要以民办为主，靠举办质量赢得社会声誉和业界影响力。另一个，我注意到国际上几大知名电影节的艺术总监都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热爱电影更了解电影，选片经验也十分丰富，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担任过一届西安丝绸之路电影节的评委，非常不高兴，放了几百部影片的电影院基本都是空着的，我觉得这是在花冤枉钱，很多人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到头来没人看电影。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第一届也有这个现象，2019年稍好一点。第一届因为安排了9部京剧电影，当时观众也是寥寥无几，有年轻观众进场看《霸王别姬》（2014年，滕俊杰执导，尚长荣等主演），没一会儿跑出来要求退票，说不是张国荣演的。其实海南有很多北京和东北来的退休老人，如果能把这些人能够召集起来看京剧电影，怎么能说没有观众呢？所以放电影一定要认真去组织观众，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做一些表面功夫。

　　澎湃新闻：作为曾经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对于2019年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宣布之后中国电影最高奖、金鸡奖将每年一评有何看法？

　　谢飞：我当副主席的时候，不知道哪个领导觉得评奖太多，把金鸡奖评奖改成两年一次，由此百花奖也要跟着改。影协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采取到各个城市轮流办的形式。后来我们就想了个主意，一年金鸡，一年百花交替，这样年年都有电影节。但这样一来，评的电影便是两年间的，评奖本身就成了炒冷饭，所以两个节都越来越不成功。

　　就这个事儿，我打报告给中宣部，说明并没有具体文件，说必须要两年一办。如果不改变，变成一年一评，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权威性就没法保证，正是因为这十几年金鸡百花奖改成了两年一次，内地很多优秀影片都被中国香港的金像奖和中国台湾的金马奖抢了先，这样等于说我们主动把话语权让给了人家。现在改为一年一评是好事儿，是科学的。

　　澎湃新闻：在讲到电影节的时候，你总会提出商业院线作为参照，对于当下主流院线的放映影片，比如马丁·斯科塞斯不久前炮轰漫威，你有何看法？

　　谢飞：现在全球商业电影市场都被好莱坞领导了，中国院线岁的城市青少年，欧美则是14岁上下的青少年。前阵子，马丁·斯科塞斯炮轰“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是主题公园”，其实也揭示了这一现状，这些孩子都是看漫画、玩电脑游戏的长大的，他们对于这些改编电影本来就不陌生，这些电影也在迎合他们。一些年岁大的导演，老派的导演，拍相对严肃的历史片，传记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林肯》也没有什么票房，斯科塞斯想拍《爱尔兰人》找不到投资，最后由奈飞（Netflix）投资，并且走线上放映的渠道。在我看来未来网络营销方式会更深刻地影响到电影行业。当电视普及后，就分走了一些原先的电影观众，通过电视播放或者录像带租赁，不一定要到电影节去看了。现在有了网络，实体经济包括各种展会，包括电影节也开始走下坡路，电影院也开始走下坡路。

　　谢飞：美国人的娱乐产业之所以如此繁荣，就是人家看到一些新的市场苗头，马上就能通过谈判、合作，进而发展出来一套完备的商业模式。比如HBO在电视上放新电影，通过协议让刚上映一周的电影可以出现在电视频道里，你相应要怎么付费，这都可以谈。再者，奈飞起家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一家在线影片租赁商，他们当时的政策是全美任何地方的人可以通过网上预订电影的DVD，奈飞免费把这些影片寄到府上，30天内看完再免费寄回来。算下来费用很低，起码低于你购买盗版DVD的费用，更不要说后者还存在法律制裁和道德成本。

　　中国现在的电影管理者，和我们电影人应该注意到，以网络营销为主的流媒体，多元化的电影市场是大势所趋。你想要建立这样的市场，就必须禁止掉盗版。过去我们看盗版DVD，现在我们在网上看盗版的影视视频。政府应该首先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相应的收费方法。好莱坞之所以能够做到70%的盈利，是在影院放映之外。我们现在90%的电影收入就靠影院那几天、十几天的放映票房收入。而我们刚把某部电影卖给了某个播放平台，马上其他网站就都有了，而且大家竟然都见怪不怪？！

　　澎湃新闻：很多人会说中国观众观看盗版电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改观不在朝夕。

　　谢飞：我不这么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看电影都是买票的，混进电影院抓出来也是要被处罚的。问题出在1990年代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别的领域私人资本都可以进入，但电影就是不行。90年代初北京很多商厦，比如赛特、燕莎都提出过，想在商厦内盖多厅影院，结果不被批准，一下子耽误了十多年。而这个时期礼堂式的电影院又大都经营不善，有的卖了家具，有的干脆关门大吉，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已经不习惯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礼堂看电影了。这样的状况下，先是放港台片的录像厅遍地开花，接着又赶上VCD、DVD的普及，盗版丛生才让中国人染上不花钱看电影的习惯，而且还不受到谴责。现在有一种情怀或者说招徕，比如遇到周星驰、贾樟柯的电影要上映了，网上一片“我欠他一张电影票”（笑）。因为贾樟柯作品直到《三峡好人》才被获准公映，他之前的片子大家都是看的盗版。

　　1980年，中国人进影院观影是 293亿人次，等于全国十亿人，一人每年买了29次电影票！ 到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大幅下降，全国一年也就1/10的人进过电影院，说我们是电影大国没错，但不是真正的电影强国。十四五亿人的票房，还没有超过三亿人的北美，这不是一种胜利。所以一定要研究出我们现在的真实状况，尽早改革。全世界现在都在重视网络，除了奈飞，包括苹果+、迪士尼+等等都在抢占网络电影的播放市场。

　　澎湃新闻：2019年，一面是中国电影市场比2018年更早票房总额突破600亿人民币的利好消息，另一面则是网上舆论一片所谓的“影视寒冬”，你怎么看？

　　：全中国卖得最好的电影，也只有1/10的中国人花钱去看了，还没有做到像韩国那样会有1/5的人去看。《我和我的祖国》有30亿票房，大概也就是一亿人次进影院看了电影，为什么只有不到1/14的人去看这样好的电影？原因就是没有其他的渠道，其他的渠道里面全是盗版。我再给你算笔账，2019年大概通过了800部电影，涉及1000亿左右的投资，票房即便过了600亿，合30%多也就200多亿返回给制片人，也就说整体上1000亿投资，结果只回了200亿，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让投资方赚钱。像《哪吒》这样的电影有几十亿的票房，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网络买版权的话应该花几亿去买，现在只有5000万元，就是因为盗版太猖狂收不上钱，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杜绝盗版的环境，国产片能赚更多的钱，同时也能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电影）。

　　澎湃新闻：民族电影广州展映期间，你带来了1995年上映的作品《黑骏马》。其实改革开放后，你和郑洞天等联合执导的《向导》（1979），就是一部讲述新疆维吾尔族人民捍卫祖国尊严的故事，是否可以说你对民族题材电影情有独钟？

　　：我是第四代电影导演中拍民族题材最多的，原因就是碰上了，不是我刻意为之。《湘女萧萧》也是半汉半苗，原著小说作家沈从文也有苗族血统。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他们的民族色彩很绚丽，民族服装很漂亮，世代居住所在也很美丽，这些都很适合电影表达。我在西藏拍过一个主旋律电影，叫《世界屋脊的太阳》，讲羊八井地热发电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去了以后就觉得太漂亮了，决定要再拍一个“纯西藏”电影，也就是后来的《益西卓玛》。仓央嘉措有60多首歌流传下来，我从中挑了两首做过电影的插曲。歌手谭晶通过唱《在那东山顶上》一曲而红，我也非常高兴能通过这首歌让全国观众认识了几百年前的仓央嘉措，他的一生闪现了人性的光彩。

　　澎湃新闻：2019年，你的学生滕丛丛执导《送我上青云》获得不错反响，如何看待国产女性主义电影？

　　：女性主题，男女平等是一个社会大话题，西方一直在探讨，中国也有过这个思潮和运动，我过往的电影女性主角居多，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无论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都是去解剖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提倡真善美的人性。

　　澎湃新闻：2020年是你执导、姜文主演的电影《本命年》公映30周年，是否会有一些纪念活动？

　　谢飞：电影《本命年》来自作家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我把电影故事放在了1988年，龙年，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本命年。小说本身带有宿命的观点，刘恒就认为任何的时代都会有人选择走恶的道路，有人选择走善的道路，李慧泉因为打架被劳改，出狱后想走善的道路都很难。电影也带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和迷茫，结局其实是开放的。1990年上映后，这么多年了，很多观众还记得这部片子，我也很感动。现在也有编辑在做准备，找到了我的工作台本、创作回忆和当时的各种评论，包括刘恒的原始剧本，想要在2020年纪念一下《本命年》30年。

　　谢飞：大家可以看我在豆瓣上的评论，一般我给到四到五颗星的片子都是我比较认可的。韩国电影《寄生虫》我给了五颗星，《南方车站的聚会》我打了三颗星，胡歌的角色还是太单薄，观众看不出他如何成为黑帮大哥，偶然打死警察还有没有别的血债？总之给观众的人物信息太少了。在我看来电影形式和内容永远要统一，包括《地久天长》我也不是特别满意，如果要写四十年，那么只强调计划生育就太单调了，而且有点过于煽情，这和九十年代的《活着》、《蓝风筝》等还是不一样了。

　　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学生申奥拍了《受益人》，他请我去看，看完以后我压了两周，只能在豆瓣上给它打三颗星。主要是从编剧角度，电影故事里的杀妻骗保在现实中很难出现，剧作合情合理的分寸感不对。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起码大龄女记者的烦恼和痛苦还是令人信服的。作为一个编剧或者导演，在影片头10分钟无法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或者人物，是失败的。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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