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叨丨就摆摆手假装我线＃

　　这一年，很辛苦。行情不好，钱也少挣了一半。酒吧的结束，也将欠款定格在30W。接下来三年，可能都不太好过，也难以再敢拥抱幸福生活。

　　只能，跪着借钱，跪着活着，跪着嬉皮笑脸；稍埋怨埋怨，吐槽吐槽，一身怯懦也不敢与谁争执，生怕又失去一点侥幸。到如今，有人看我，我就多笑笑，

　　在《大学训练营》的时候，有幸作为讲师。我真的非常想通俗易懂地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要学习“社会关系”。只不过讲完以后，他们也没有太信。对此，我有两种总结，第一种是，不到20岁的年纪听现实事就是如做题，会答但没有感受；另一种是，这种我眼中的社会故事过于离奇，就像是你站在我面前说你是萨利机长，刚刚把飞机停在了柴河上，我也不信。

　　（铁岭-8月14日-训练营结束，庆功宴）4月，酒吧结束，房租到期。我和房东说，缓一缓，我这边也给你找找租客。房东答应了。

　　5月，我回铁岭了，把东西归置归置，该拆的拆。然后就是在四五天时间，差不多寻遍了铁岭所有的房价，我终于找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小两层。挤出了我最后的1.5w。

　　把酒吧处理的事情安排给旭哥，我就走了。有意思的是，在铁岭七八天，我只见过店长一面，而且我还没下车。她说：“外省回来的，我见了你，我男朋友就得隔离14天，实在没办法。”我没讲什么。新房是中介联系的，所以也把酒吧出兑的事儿交给了中介，没两天，其中有一个压价压的厉害，然后直接打给我了。

　　我7月又回，旭哥已经装修好了新店，我发现东西少很多。我问旭哥，他说问问，问完说，没戏。

　　正好他们也快速营业了，我让小情人去那个店去看看。小情人回到曾经爱了两年的旧地，没有怀念，却做贼一样。

　　第二天，房东电话我打过了，小情人也发微信问店主，店主又换了说法：“没办法，没看见。”

　　。我说，那我拆了，拿回家烧炕，然后就拆了。特制门锁是被我妈卖了，这个我很诧异，但是后来旭哥给补上了。当然，能活动的东西，我都拿走了。不然呢？

　　事情的最后，通过人情关系仅仅拿回来了三个棚子和海报展架。为了联盟后续活动，我又补了10台对讲机，750元。

　　因为我第二年没用代账，用的自己人。自己人毕竟年轻不懂，学也只能学皮毛，结果“公司要每年提交年度报告”这个事儿就谁也没提过。导致如果我继续用这个公司，还得交6000块钱的行政处罚，我如果注销，可以不交6000，但不能走“简易注销”，只能“一般注销”。最早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我问原代账能不能帮忙做注销，她说，1000。

　　“一般注销”繁琐程序是很繁琐。我咬着牙和朋友折腾了三个月。这个过程有多复杂呢？直到注销成功那天，我们竟无一点感念，只有开心。

　　我没什么想过分表达的，情绪已经过去了，细细品读十几遍，改了几处“人情世故”，也就仅仅展现一下我的无奈吧。

　　好在最后，在旭哥的嘴皮子下，房东退了我的押金，7000块，我留了1000，剩下补发点工资和酒吧之前的借贷。这也算是圆满。

　　9+17+n万的投入，没有收获什么实质上的收益，但是，获得了稍微更珍贵的东西，比如：

　　“钱难挣，屎难吃，总不能饿死。”这成了我今年活下去的信念。我无数次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奈何债务也有继承之说，我也就断了这个想法。你也可怪我怯懦，可这也却是最最真实的人性，论迹不论心吧，论心天下无好人。

　　今年6月份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调研+拍摄。说实在的，有点晚了。如果没有疫情，3月份就应该开始调研，6月份拍摄，10月末也该播出了。所以这期节目而言，调研+拍摄是无奈之举。

　　看似成本很高，实际成本真的很高，所以大多时候，很难下决心找一个非常好的摄影（日工资3000以上的那种）跟随着一起调研，毕竟调研基本上就是干唠。所以拍摄的最前期，这个组内只有我和大导，郭老师。

　　大导是本集名正言顺的导演，郭老师是主摄影，我是执行导演。至少我们出发前是这么说的。如果以“日工资”来讲，郭老师做主摄影真的还差两三个等级，在成组前期，我是极力推荐他做主摄的。依我当时看，他的经验确实足够丰富，缺少的可能是一层窗户纸，也可能是其他东西。毕竟，他拍的东西，真的很好用，可以去补充剪辑中“最好画面”之外的空余。

　　这就好比是电影里的配角，可配角就是配角，这的确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我的意识里，赶鸭子上架，才有可能逼迫这个人快速成长起来，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大导就不用说了，我眼中的好导演，我的第三个师父。但是面对这季《大国重器》之《栋梁之材（材料学）》，

　　（贵州遵钛 - 6月27日 -《大国重器》开拍，人生首个过敏源：二氧化钛）

　　所以在项目最初的时候，我几乎算是实习导演身份的执行导演，毫不羞愧地说，调研报告和前两版稿子基本都是我写的。当然被央视领导看不上是正常的。后来我才知道，拍摄前的“文学定稿”如果不是“播出定稿”四倍以上的文字量，都不算认真写了。

　　看起来，三个人的组，能力不说“强”也能互补，只不过是，在高强度高压下，这种组合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说句实话，拍摄之初，我非常兴奋，注意力相当集中，对事件反应极快而且相当有热情，总归就是我态度超好。

　　可在我的角度看，大导无论以何种方式骂我，都在戳我的态度，潜台词一直是“你态度不好，所以你做事不对”，

　　而且一直到后来，我甚至感觉，他老是在“抽个空”骂我。就类似于，他遇见这个事件反应时间为3秒，而我反应时间是5秒，但是他在第3.5秒的时候看向我，然后用0.5秒的时间判决——你就是在愣神。然后在第4秒的时候开始脱口：你怎么……

　　可人这种东西，在最热情的时候被误解，往往那种内心的焦灼是很大很大的，我就是这样。在我第5秒想好怎么弄的时候，骂声也过来了，这5秒的思考成果瞬间破碎，转换成500秒的内心谩骂，恰好，5秒思考结果，也因为气氛实在尴尬而说不出口。

　　所以，我试图掌握一个理由“谁也不会用好言语招待他的员工，员工也应该为了这口饭而戒掉情绪”，来以一当百，快速脱离混沌。但也只能保证一次两次有效。

　　几场之后，我又在想，如果排除个人干扰，问题到底出在哪？我先怀疑起了角色问题。

　　正常拍摄组是4-5个人的配置，导演、摄影、摄影助理等等。导演和摄影一定是必须的，再节省成本也是必须的。而且从几天的经验来看，摄影一定得有助理。

　　哦对，摄影一定得有助理。摄影必须得有人伺候。若大咖来临，得三四个人伺候着，这个是必须的。所以从分工上来讲，3人分工，大导做导演，郭老师做摄影，我做什么？

　　认不下这个理儿，基本就干不成摄影助理。实在抱歉，我接受不了无端指责，所以我才想着考大学。

　　无论啥指令，必须跑步前进，哪怕你端着核反应堆，你也得手脚利索，以最短时间，并毫无怀疑地跑步。当然这只是1.0版本的勤快，至少能在行业里存活，每天300元问题不大。由于我200斤，跑步前进这个事儿就让我不及格了。

　　当一个简单指令的下达意味着成套任务上线。举个例子，指令是“我要吃饺子”，那我不仅要最快的情况下把饺子弄过来，还得准备包括但不限于碗筷碟子、蒜、醋、酱油、辣椒油……甚至是酒、小菜……

　　虽然这么多年苟且偷生，这2.0版本明显为我量身打造，但是由于我200斤，不愿跑步前进，即便我想得再周全，结果也达不到及格线，这事儿就相当于是，

　　如果他说“对”，万事大吉，如果说“不对”也不会减分，因为这种事情发生次数多了，猜对概率就会特别大，时间长了也就养成了眼力见。

　　4.0版本的摄助基本不存在。但有讲一下的必要。如果不是天资聪颖、学习很快，那么就是

　　要么就是合作时间长了。比如说，当摄影师说：“来，支起来吧”，4.0版本的摄助几乎就得把机位、布光、镜头……全到位。这种人我不认识，但我并不否定他的存在，哪怕只做到90分我也会钦佩。但由于我200斤……

　　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出发前，我刚给摄影郭老师指导剪辑过一个片子，从郭老师的嘴中我能直接感受到，他敬重我。管它一时的还是真的假的，他的直接反应就是不敢使唤我……所以三人组很快就发病了。

　　“一天就站那发呆，也不思考怎么拍摄，带你出来干嘛来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每天如此，苦不堪言。从角色上谈判，也只会得来一句“你看我是摄助吗？我是导演我不也得拎东西吗？”来封住所有人的嘴。

　　所以为了组内能够正常运转，我开始学习如何当摄助，哪怕大导嘴上根本没有明确的指令，他想要的无限多，我也只能做到“给自己安排一个职责所在，再去偷师学艺。”毕竟，摄助真的是需要百分之百注意力在摄影身上的。

　　汗水进眼睛里不可怕，眼睛泡汗水里才可怕。在重庆的第一天，下午六点，我发现我睁不开眼睛，也看不清东西，怎么揉也不管用，怎么洗也不管用，怎么滴眼药水也不管用……回酒店后我照了照镜子……

　　这种情况，从重庆，持续到了广西，有十天吧……最后我在铁岭买了个发带（居无定所，难以快递），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没有“快装”的概念，因为它有六角扳子。所以只要支开，就得15分钟起步，还得是我装才能有这个时间。

　　这两件“好兄弟”基本上就是我后期摄助的主要工作了，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差带来的“好大姐”和“好三妹”，也就是说如果郭老师动作慢了，或者他有其他安排，500D大灯就是大姐，100W中号灯就是三妹。

　　在无数转场和无数次的组装、拆卸中，我已经可以迷失了自己，忘却自己的身份。

　　而在无数次转场和无数次组装、拆卸中，我也迷失了“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快速与平稳这两者不可兼得的性质像科学一样一直被挑战……

　　所以在拍摄现场，如果我是协调拍摄的企业代表手下的小小职员，我会如此记录这为期三天的拍摄：

　　“哎呀，这个胖子事儿好多，一会儿协调这个工人，一会儿协调那个工期，一会儿协调水，一会儿协调饭，一会儿问原理……太烦了，都是麻烦事。”“哎呀，这个胖子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在组装轨道？！为什么他在组装那么大的灯？为什么大家都能使唤他？”

　　“哎呀，这个胖子又愣在那了，哎呀，这个胖子又挨骂了……哎呀，他们吵起来了……哎呀，这个胖子吵输了。”

　　其实哪怕我积极地做力所能及的摄助，导演身份在前期还留存许多，很多协调的事情还是我去比较合适，这也让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价值。

　　央视要求高，哪怕你拍到了好镜头，他们也会认为你的主摄不够牛所以一定拍不到好镜头，所以总会拿一些事儿来逼迫你去找更牛更贵的摄影。

　　《雪山飞虹》我是一二集导演，拍摄关键内容时，我非常客气地说：“柳老师，咱们这个拍一下，这个是关键镜头。”

　　所以主摄来了以后，我是倍加小心的，即便我是很懂这场戏的门道，或者是关键镜头什么的，我也不言语，说了也是被白眼，大家都不舒服。

　　在西安的一天。大导的同学们在西安，然后大导带着我们一起去参加酒局，第一场结束了，大家喝得8分多了，正要赶下一场。

　　快到门口，我碰见8.5分熏的摄影柳老师。白天他好像因为我和郭老师干活不力，急了，嚷了几句，但是我没听见。柳老师看了看我：“我今天发脾气哈，不是冲你啊，你不要往心里去，拍摄嘛，都是这样，在现场都急……”

　　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制度的问题，无论是以我自己为中心，还是以客观角度去分析，都是

　　我的身份已经在这个组淹没了，被洗涮成了一个平平无奇之辈，我当然不敢认同自己的眼睛是全场最亮的，但是我一定也会看到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我试过和摄影说，摄影不搭理我，我和郭老师说，郭老师拿起来机器他就挨说。我还尝试过和大导去商量这个故事。可作为成熟导演的大导在拍摄现场，脑子基本在“上头了”的状态。每次我和大导沟通的那瞬间，他都会

　　这很痛苦。作为一个导演，我想得到的东西都被阉割，我能实现的最大价值也被阉割。我是一个瞎子，你非让我给你指路，我是一个瘸子，你非让我背你过河……

　　也不能去奢求大导为我站台，然后去让主摄去尊重我，听我的建议，让我多多少少发挥应有的价值，他永远考虑不到这个，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还用我说吗？”

　　其实我也问过自己，为啥不能两全其美，做一个有导演脑子、有导演思维的超级勤快、超级有热情的摄影助理？你知道怎么让一个罪犯心理崩溃吗？就是剥夺他的睡眠。

　　3个月的拍摄，我所遭受的可算得上“精神酷刑”。前期，拷贝素材，一张卡150G大概拷一个小时，一天至少6张卡，如果当天有饭局，那么大概盯着拷完就得凌晨5点睡，不盯着拷，就得定闹钟，醒四五次，也差不多凌晨5点最后起一次，

　　（7月8日-唉！）拍摄前期，电脑屏幕就工伤了，买了块新屏，后来这块屏也工伤了，然后我咬牙买了新的笔记本，拷卡时间缩减到150G一张卡拷19分钟，关键还要上传代理素材，如果拍摄的时候摄影老师忘记开代理，就得重新转码，如果有饭局，

　　（忘了哪儿-7月7日-从遵钛出来，电脑就坏了，背面苹果标被压碎了，穿透屏幕）拍摄后期，基本上可以插空在中午拷上一张卡，余下的直接在晚饭饭局上拷，但是还要面对改名字、传代理、备份的工作后才能有觉睡……大概也就2点多，如果要看素材，就得3点，依旧8点左右集合……

　　我觉得分析到这，我在现场的形象就非常立体了——早上进车里就睡觉，到现场装完轨道、灯等设备就原地愣神，抽空就眯一会，总是困的样子，叫我我还跑不动，饭局上不吱声、不社交、迷迷瞪瞪要睡着了，不睡就使劲吃……

　　不过即便是这样，也不能独善其身，还是要挨骂。“你是来干摄助来了，还是干导演来了？”大哥，就我那个精神状态，干力气活都死有余辜。

　　这个不难看出的。因为郭老师对我的态度从一开始的“L老师说的对啊”“麻烦L老师”，到最后：“你去把那个给我……”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所以后来的后来，我基本上也就自爆了。没激情了，也没力气了。在离组的前一两天，我几乎拎不动任何东西了已经，缺觉缺得严重。另外也意识到，自己确实也没什么价值了，

　　我无数次想纠正这个制度，但是问题都是在一开始就埋下，也无法在组内单独拎出来冷静地达成共识，更大一部分原因，我很难直起腰板去谈，我对钱的需求是最最最大的。而我的诉求其实也很简单：

　　“你说我是导演，那我对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故事的理解，都应该听一下，如果没用，就不采用，但别拿眼力见说事儿，我真的只是在思考；”

　　我依稀还记得在西安的某一天。忙了一整天。快结束之前，我等着他们拍完最后一个长镜头，我在原地开始愣神，认真地环顾现场，回想着我们拍的东西，以及后期如何能剪辑出来……

　　余晖从西门照进厂房，蚊子在设备包上起起落落，我一边打蚊子，一边装着设备。

　　人的成长，就像一个函数，在一个升级界限中，你再多的努力，你也只能接近一个极限值而不能超过它——人们称之为瓶颈。

　　所以，出发前，我极力推荐郭老师作为主摄，想着如果答完了长达三个月的超纲题，也能成长成“大”摄影吧。

　　只不过郭老师很后知后觉，而且作为受“原生家庭”负面影响过大的我们，也都有些奇怪之处。

　　不过跌宕起伏都正常，他从主摄，慢慢成了摄助，然后再成了不受待见的摄助，一路下坡。当然我也一路下坡。直到后来，我俩都能达到一种“无我”的程度——

　　我和郭老师聊过很多次，郭老师后来也被点拨了——路人。对，他是那个路人。谁何尝不是呢？

　　终于有一天，它在朔老师的后脑勺上掉下来了，摔到地上，鼻托碎了。他嘴上说着没事。我带眼镜我知道，看不清东西，会很急的。

　　（江阴-9月25日-朔老师的眼镜托）紧接着我赶紧百度地图搜索酒店附近的眼镜店，然后打电话问最晚营业时间。我计划着，如果不行，我就加微信，让他们把鼻托送到酒店，我再换上。

　　事情比我想象得麻烦，晚上11点钟，终于在我三寸不烂之舌下，眼镜店老板又回到店里开门，我借走了朔老师眼镜，我说我可以修。

　　那个眼镜店在给我搞完了鼻托，要30块钱，我说我给你40，在付款时候，一个高中模样的小男孩进店了，说，我要配一副隐形眼镜，紧接着我就说：

　　之后，每天我看着朔老师的眼镜和挂绳，我心里都非常舒服，他拍摄的心情也稍微缓和了些。有的时候现场太乱，他也生气，心情也不爽，我又会搞两杯美式，他又会好一些。私人的敬意，和团队的意识吧，这是我讨好他的初衷，他不舒服，镜头也就不舒服，情绪传递，终点肯定是我和郭老师，所以我做什么也都不过分。

　　“等我成为好导演了，我一定请您拍摄，到时候您可别退休了。”“我哪有退休，我肯定干到我干不动了为止，哈哈哈哈！”

　　在认识朔老师前，大导和身边人就已经提醒过多次，朔老师很难伺候，动不动就骂人，但是在我眼里看来，其实并没有，人这个东西，只得自己认识，才能知道啥样。

　　很多时候，吐露心声浅尝即止，回馈的反应更像是要教育我点什么。不像我妈的这群姐妹，年纪逐级增大，哪怕有一轮的年纪差，中间还有个调节人呢，所以在我眼里，也就我老姨和他们不算一个时代的。

　　去烧烤的路上有40分钟。我妈一直吐槽我爸。“那天啊，你爸非得难为人，跟我吵。你说你脑血栓，哪哪不行，嘴还挺好使，说的都是气人的话。然后就那天，在饭点，吵吵吵吵，后来我就做完饭了，我也没叫他，他自己过来了，然后看我没理他，他就回屋了。

　　“你说咱也不是那狠毒的人，他这一哭，我心也软了，给我也整酸鼻子了……我就给他又热了饭，给他端过去了。之后我俩也没说话。”

　　无力感很强。我能为我爸花掉所有钱，但不能膝下伺候着，这个家，要解决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这不是更怕的。那时，但凡我再多说一句话，我眼泪都会掉下来，她也会，那样，我俩就会变成大街上的一个大笑话了。

　　和旭哥合开的烧烤店因为没有营业，但是装修基本完成。二层我爸妈已经住下了，虽然供暖开阀的事情也还没解决，但是多少是完成了它的一部分功能。

　　一直觉得是两个人在面对，起码战斗信心加起来是正数，现在是一个人面对，战斗信心就恢复成了负数。

　　哦对，自从上一季《大国重器》和他认识以后，他也开始看《矫情》系列。所以很多话题，不用过多解释，他本身了解，也愿客观倾听，也不指指点点，只是刨根问底，让我很爽。

　　就不展开了，字数太多了。就讲几个小故事，串起来就差不多了。1.初中二年级的某一天，我穿着两个班几个小伙伴一起定制的“班服”，安详地躺在炕上，我觉得，生命在此最幸福的时刻停止吧！这是我第一次自杀。三把刀都没能割开动脉。

　　2.高二的时候，因为想哄一个姑娘开心，去基督教求了十字架和祝福，之后，我就被基督教深深吸引了，偶尔也会去听讲道，到大学也经常被拉去听道。至今我都认为自己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每天饭前都会祷告。可是，宗教这件事无非三点，传、教、经，“传”是手段，“教”是组织，“经”是内容，我都不爱，我只爱一条“自杀，是最大的罪。”

　　3.做联盟最开心的一个瞬间：2014年刚入冬，我在北京知春路地铁站接了个神秘电话，是我们第一次帮助的张姓同学给我打的电话。她告诉我，她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谢谢我去她们家帮助她。

　　（上海-9月20日-羊蝎子，像个……）4.2019年我收到贫困生王姓同学的回信，那是我意料之外的。

　　毕业了以后，我也顺势邀请她加入联盟。几年的相处后我也意识到，我的爱太沉重了，我俨然成为了一个父亲角色，没能成一个好大哥，畸形的关系，让我们之后的发展并不快乐，她仇视我，我可惜她。当我意识到问题所在时，我开始矫正我对一切我珍视的事物和人的态度，为时过晚了，我已成为了她生活路上的绊脚石，和挥之不去烦恼。5.2021年，李姓贫困生已经大二了，回头找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处处小心，生怕，又不能愉快的加入她的成长。

　　6.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开酒吧。能开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联盟能有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当据点，还能资助贫困生，并且可以给他们假期提供打工机会的地方，

　　我不敢相信，正和我闲聊的面前的这个小孩，就是那个在场的其中一位小朋友。他长大了，都快一米九了，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连1米都没有。他上了体校，有着明确的目标……我眼泪瞬间崩了，我开了一瓶店里很贵的酒，我说今天我们喝完它！我看着他，喝着酒，我一直在哭，哭完我又看着他，小屁孩都一米九了啊！！我又哭……。我难以相信啊……在酒吧这种时刻，命运还在教我做事。

　　8.我念念不忘悦铭的事，两任联盟秘书长的离奇故事。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正常人？她就是。她考入华北理工，毕业没考研，自己竞争到了铁岭国企工作。回家以后，父亲拿着一个车钥匙作为她的毕业礼物：“全款下来的，油钱保养自己管哦。”她的父亲母亲，在我们看来都是最普通的工作，但是幸福的指数，感觉已经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了。我何尝不想要一个这样的家庭呢？我也看过联盟孩里，数不清的幸福家庭，各种各样的幸福状态。

　　线.新家的意义。我为什么执着小二层。从我开始搞乐队开始，我一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乐队的秘密基地没了，乐队也就没了。联盟人曾经常聚在一个咖啡厅，后来在我们的酒吧。所以小二层，一方面安置我父母，一方面安置我，一方面安置联盟，一方面安置我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它的装修彻夜难眠的原因，我找不到团聚的感觉。今年，最大的想法就是，把它搞出来。

　　以上9个小概括，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回味的重要的节点和瞬间，它无外乎都在指着一个方向。

　　宿命也好，使命也罢，联盟聚拢了许多想抱团取暖的人，也聚拢了许多想帮助其他人的人，然后我们也齐心协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它传递的真的不是钱，而是一种精神状态。

　　正如王哥说：“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不只是啊，更多的还是在填补你自己的过去。”

　　（北京-10月18日-对我事业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居然都在场，且只有我发现了，我没言语，也不必，机会难得默默拍下就好）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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