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东北虎》,启用了职业演员章宇、马丽和郭月,同时,他的原生态演员,简称发小演员张志勇、徐刚、小二、薛宝鹤、袁利国也一个没跑。
对于耿军的影迷来说,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锤子镰刀不但都没有休息,还多了几挺冒蓝火的加特林,整体上是轻松+愉快+舒坦。
更让大家欣慰的是,他不但旨在院线,他的原始的表达方式,也一点没变,一点没折损。
《东北虎》的观察更开阔了,不是指东北废墟景观,指的是人物内部关系的废墟与孤独,另外在影像和节奏上,耿军也更“罗伊·考里斯马基”,完全熟了。
说来也巧,第一导演这次酒店客房就在耿导隔壁,挨着很近,我们就随便在一个一同早起的晨曦,用两个小时把这部电影的小秘密聊完了。
耿军:其实它的剧本在《轻松+愉快》之前就有了,2012年春节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我的好朋友刚哥,就是徐刚,电影里演神经病诗人那位,他大年初三在车站那儿等长途,因为过年,车次特别少,可能一个小时才来一趟,那天雪还不小,他身上都已经落上一层了。
我说你在这儿干啥呢?他说我要去新华镇。我们鹤岗市距新华镇也就40分钟,我说你去新华有事呀?找亲戚呀?他说,不是,我养的狗让那边的人给吃了,我TM找他们去!
就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他家的大型犬在楼里没法养,就托朋友找了一人家,想寄养在别人那,结果被吃了。
耿军:按正常的生活逻辑,没法推敲这件事儿。当时徐刚找他一次他躲,找两次躲,找三次躲,找中间人传话也不好使了。所以这电影的起点,就是我在车站碰到他满身雪,有点像林冲,就要去找吃他狗的人报仇。
他当时的情绪已经怒不可竭了,如果拿家伙去,当时就见面的话,我估计那人残了,肯定残了。刚哥他本身是体校的,学的射击,后来在中学当体育老师。
耿军:对,这件事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在脑子里提醒我,就想迅速地把它写出来。
当时北京有一个剧本基金,有六万块钱,在2012年的时候六万块钱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对方需要你写三十场戏,一个大纲,一个简介,我一周就写出来了,其实跟现在电影前三十场戏差不多,然后就得奖了。
之后呢,我想人家给了我基金,我得把剧本写完啊,当时章明、杜海滨都看过这前三十场戏,就写到把狗给吃了,章明就鼓励我说,赶紧写完啊,后面还想看呢。
耿军:因为这个电影吧,我写得稍微有点大,就是我自己找投资并不顺利,我就先拍了另外两个片子。一直到2018年,我谈过两拨投资,他们都希望我的动作戏外化一些,所谓的撞车大场面,打斗场面,希望这些东西在片子里占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我说这个……
耿军:我说这是昆汀或者罗德里格兹的电影吧,其实就是方向上不一致。2017年《轻松+愉快》之后,制片人王子剑就跟我说,咱们弄《东北虎》吧。
第一导演:其实《东北虎》里面有两种复仇,一个是丈夫为爱犬复仇,还有一个是妻子抓出轨,也是一种复仇。
耿军:因为我特别注重周边的人的生活动态,当我的朋友呀、同学呀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家庭婚姻只要出一点问题,只是我听到的,就感到这都是世界上最惊悚的恐怖片,太TM吓人了。我越想越害怕,当女人的动力被激发起来后,那个力量是难以想象的。
耿军:大部分都是男性在讲,这些素材只是支点,剧本里面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构建出来的。
耿军:我想把自己的内部稍稍放大一点,不单单是鹤岗,也要找恰当的演员,这其实是剧本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内部的演员,他们都已经过了四十了,最小的就是1978年的,在2018年的时候都已经四十了。
但我的角色设定是三十四、五岁,晚婚第一胎,所以在这个年龄段里选演员,我们就有一个讨论,要找合适的,找我们最欣赏的演员。
我一开始没有什么设想,无论是章宇还是马丽,我都不认识他们,就看过他们的作品而已,我也知道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有创造力,当剧本递过去时,一见面,这叫什么?叫一拍即合,喜结连理。
耿军:剧本递过去之前,有一个礼貌性的东西,是互相见见山,我把之前的片儿发过去,他们看了之后,说东北这位导演还有点意思啊,见面聊聊呗,一聊,互相就看上了。
耿军:不不不,我们不聊那个,那就成催泪节目了,还是聊欢乐的事情,虽然之前没见过,但看完作品,也跟半个熟人差不多。
再接下来就是聊角色,我就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完了他们也会问我一些问题,当时章宇最后就问我,你一部电影拍多长时间?我说拍五十多天,他说别人拍可能二十天就能拍完,你为什么拍五十多天?我说我呢,其实没有那么聪明,我就是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慢慢拍,拍太快了我不适应。
章宇一听,说,靠谱,靠谱,我其实也挺笨的,不太聪明。就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是老实人,真的是热爱电影这个事儿,愿意往这个事儿上去努。
第一导演:章宇他不是贵州人嘛,现在演一黑龙江人,这地理上都是一个对角线,那么远,怎么破掉以前的东西。
耿军:都不需要破掉,他问我,导演,我是说东北话吗?我说东北呢,一共有三个省,黑龙江话跟普通话是差别很小的,我说我的演员也说普通话,个别名词是方言,没有任何难度,他说,那我就放心了。东北话是很难学的。
耿军:塑料东北话很容易,“你瞅啥?瞅你咋地!干啊?”这个好学,但都是假的,那骨髓里的东西很难学的,其实越接近普通话的地方话越难学,太近了,特别考量里边细微的差别。
第一导演:那马丽有什么顾虑吗?说实话,章宇某种程度上对于大家来说,他还是挺文艺的,《大象》啊《风平浪静》啊,但马丽不一样,她是卖座喜剧明星。
耿军:其实演员里有一个基础常识,凡是能把喜剧演好的人,只要头脑清醒,其它的戏种全都没问题。
我喜欢用她最天然那部分,那部分是最珍贵的。我尽量不干自不量力的事儿,但我会逐渐地挖掘,逐渐地提高点,再提高点,她就能跟得上来,如果你是一下上来让她去演一个那样的戏,我觉得大家都会有问题。
耿军:她说哥,你是另外一种喜剧,我说是。但她说《东北虎》这里边她的角色是一个正剧,她特别喜欢,要做不同的尝试,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有意思的。
第一导演:你看,马丽在《我和我的家乡》也演一个大肚子,也去侦破她的丈夫,只是不是出轨,形态上是接近的,有没有跟她去讨论这个事儿?
耿军:真没讨论过,你说的是《神笔马亮》嘛,那是在《东北虎》之后拍的,你是做专业电影评论的,会想出来很多有意思的解读,但我就一点没往那儿想,那片我也看了,彭大魔和闫非他们我也认识。
耿军:认识,他们拍完《夏洛特烦恼》之后,就把我和我的编剧老师刘兵请过去想一起弄点东西,剧作层面的合作。聊过几次,因为时间的问题,还有他们做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我和刘老师进不去,就没合作成。那俩哥们儿真的太TM认真了,真的,非常较劲。
写剧本不是屁股的事,它是脚后跟和前脚掌的事儿,你得走,得看,才能有好的构思
耿军:对,2018年初秋,到11月末就准备开了,12月20日正式开拍的。
第一导演:其实我想问一个事,《东北虎》这个戏,和你以往电影比,它对外部景观的凝视偏于简单的,这次你更主的是深入到角色关系上来。
耿军:不,没拍到头,我自己是一个善于四处游走的人,一周里有两三天,当日会步行五个小时,溜达,他们说开车,我说别开车了,开车啥也看不着。
所以我这双脚,还是双脚吗?是探路仪呀。别看我们那地儿不大,但是很多区,很多地儿,我都没去过。
我走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在想我都用到了什么,还没用什么,完了剩下这没用的部分,怎么能促成一个影像内部的整体关系。
写剧本这件事,不是屁股的事儿,它对我来说是脚后跟和前脚掌的事儿,你得走,把这两个部位给走热了,激活了,眼前景色不停地变换,那才能有好的构思。
第一导演:那你在做《东北虎》的时候,能意识到这次要深入到人物关系里去吗。
耿军:当然,变化就是我的追求。虽然一直在同一个城市拍,但电影是一个局部,我不是在航拍这个城市,你知道我们鹤岗是有时代广场的吗,我们鹤岗还有两家影院,其中一家叫戛纳影城,它们都会在我以后的电影里出现的。
第一导演:怎么想到用敲冻梨、冻柿子作为开场,是想一上来暗示即将打破家庭内部的稳定吗?
这个开场是我当时写剧本第一稿的时候就是第一个镜头,首先我喜欢吃冻柿子和冻梨,我也喜欢上面结的那层冰碎了的那一下,很脆的声音,我喜欢那个声儿,喜欢那个色儿,感觉特别好,又温暖又熟悉,它只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东西。
第一导演:咱们片名叫《东北虎》,其实老虎是一条当地新闻,说动物园东北虎又过生日了。
耿军:老虎是一个角色,有三场戏在表达它。第一个是新闻里,第二个是主角在动物园,第三个是主角结局时的一段念白,“我19岁那年得了一场重感冒”,记得吗?
耿军:没事儿,这是条暗线。东北虎嘛,我每回回东北,或者是去其它地儿的动物园,只要有东北虎,我就会去看一会儿,我记忆最深的是2012年夏天,我到上海做放映交流活动,带着一台摄影机就到了上海动物园,在那儿拍了45分钟,拍了一堂课的东北虎,观察它的表情,把镜头推近了看。人们围着它看,它也偶尔看一看人。
这段素材一直都在,我觉得它的遭遇,也是人的遭遇,因为东北虎特别稀少,它曾经那么凶猛,但是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有一个,你也很珍贵的,你可能内心也有凶猛的那一部分,这是我要表达的,在这个点上,《东北虎》这个片名是最重要的。
耿军:是一种送别,送别就有悲伤成份在,但温暖的成份也在,那种孤独感无法互相倾诉,它特别扎我。
耿军: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概括东北,每次被概括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局部,那种概括无法抵达这儿的实情,真正的面貌。
所以呢,就是那些概括对于我来说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我只能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我的认识,表达这帮人,我对人更感兴趣,我对地域概括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些词太冰冷了,但冬天冒着哈气的人,才是鲜活的。
耿军:那这里马千里这个人物就非常重要,他是代表什么呢?在我身边,有人的资产是正数的,你有二十万存款,耿军我可能有三十万存款,他(指身边坐着的宣传人员)可能有一百万存款,这都正数。还有的人,就是他长得像有一百万,但却是负数的,就是我欠了一百万,我欠了五十万,我欠了二十万,我欠了三万,欠了两万,欠了五千块钱,马千里是什么?马千里的波折比我们这两种都大,他以前是正数,现在是负数,他是负数的时候,他那帮亲属也跟着一起变成负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互动,他那帮亲属之前是挣到过钱的,之前也是正数,这是我要找的戏剧冲突的重要的点。这种关系能延伸出什么其它东西,要看每个人怎么解读,但我不去把它做概括,概括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展现戏剧矛盾,把人物做好。
第一导演:电影里依然有很多你以往的怪诞场景,比方说那个小二,在一个巷子里卖梯子,马丽挺着大肚子过来,寻思这人干嘛呢,他在那吆喝,登得高望得远,你说在一个巷子里有什么登高望远的。
耿军: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剧本某一个情节,某一句台词,其实是不可言说的,我要把它充分地阐释注释,我觉得那我是无礼的,这是交给观众的东西。
对,我觉得不可言说那个其实是创作里特别隐性的秘密,可能多年之后我知道我那个秘密是什么,但是我这个秘密到现在我不去强调。
耿军:这个人物有原型的,我的一个发小,他叫张稀稀,原先在学校教美术的,在校期间得了病,《劳动法》有保护,每个月会拿工资的,现在好像是不到四千块钱一个月,在我们那小城市够用了。我之前有个纪录片叫《诗与病的旅程》拍的就是他。
我们会开玩笑,说鹤岗这拨里边有两个最有才华的人,第一个是张稀稀,第二是耿军。我就特别认同,张稀稀是第一。
张稀稀是接近三十的时候得了精神疾病,之后他还在继续写诗,但他写的诗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他还有微博的,写的非常好,非常好。我很敬仰他。
耿军:正常交流,没有任何伤害性,他唯一的伤害性就是这个(导演此时做了一个电影里掐脸的动作)。这个也不是攻击,这是试探你会不会打我,我胆小,想试探一下,有点像神父摸着孩子的脑袋,就是那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去找他,因为没有人去找他,谁会去找一个精神病呢,但我会,每次去他家,他就问我喝美年达还是喝优乐美奶茶呀,我们东北的冬天阳台就是冰箱,他买了很多饮料放在阳台冻成冰。我说来个优乐美吧,暖一下子,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他也从来没有冒犯过我。
我觉得吧,他真的脱离了我们的生活秩序,我觉得他比我们高太多了,那个东西我也无法琢磨,但我内心是这样认为的。
写这个角色,我是想让这个城市的文化层次更立体一点,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有一句特别关键的台词,就是“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特别关键。
耿军:是,但后来我选择让张稀稀本人来演,可是,他在剧组里大块儿的时间待不住。
耿军:对,比如说剧组一上午的拍摄,可能他有一场戏要拍十遍二十遍,这件事他待不住,我试了,不行。他自己跟我说,其实挺愿意拍的,但就是待不住啊,看着剧组那么多人,都很陌生,他也有点害怕。那我就尊重他的主观,换徐刚来饰演这个角色,因为徐刚跟他关系也特别近,他们毕竟原来是同事。
第一导演:原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明白了。另外电影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债务,咱们现在无处不在的债务。
耿军:对,我是一个很少去找朋友借钱的人,我没有外债,比如说,我跟你法兰西胶片借一百块钱,我如果说这周还你,我必须得还你,我不还你我睡不着觉。
耿军:就变态嘛。啊我想起来一故事,太TM吓人,我们家里啊,我父母是养鸡卖鸡蛋,家前边走路五分钟是一煤矿,那些年里,那帮煤矿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河南的,四川的,吉林的,辽宁的,黑龙江其它县市的,都来这儿打工。挣到钱往家里寄,或者在这儿干一年走人,想干的话明年再来,就这个群体特别大,所以来我们家买鸡蛋的很多是矿工,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熟人,再时间长一点,就会赊账。十斤鸡蛋,在那个年代几十块钱,但他们会赊账,赊到过年的时候,矿上不景气没发工资,他就还不上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就快过年了,年前清账是那时候的江湖道义,没有欠条的。我记得那人姓李,是一个吉林人,他带着他女儿到我们家跪下,给我爸磕头。大年二十八,给我爸吓坏了,我爸也没遇到过这事,哐哐磕俩头,说耿哥!账没还上!我给你磕俩头!我不好意思了!脸放不下!还有两天过年了!我不来磕头不行!
耿军:进家门,哐哐磕,他跟我爸的年龄差不多,当时也给我吓坏了,我受不了这礼,我爸也受不了这礼。这件事,可能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了影响,就不敢欠债。
耿军:对,我要是借钱了,我必须得还,想什么办法也得还,不然心里过不去。所以我的消费意识特别落后,本来我应该贷款在北京买房子,到现在没干这件事儿。
其实就是我还是要脸的人,我们从小那个环境里,比如说你骂我是傻X,我觉得没问题,但你说我太不要脸,这我受不了。我挺要脸儿的,虽然有的时候面对尴尬也硬着头皮,但是我也是在要脸的基础上,如果你让我过不去,我转身我就走了,我抱歉了,你放心,这是最后一次不要脸,就没有第二次了,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导演:我记得以前你说过,每次拍戏拍了几天后就开始着急冒火,嘴起大泡什么的,这次还有这种焦虑吗?
耿军:逃避不开,因为每次拍都是又兴奋又有压力,我也不能在剧组表现出来我紧张。
我其实会给大家先开个会,有很多不认识的人第一次加入我的剧组,我要总结一下,我说拍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让大家回答。有演员说他认为重要的是把戏演好,我说那你要这么聊天的话,那我最重要的事是把导演的事儿做好了。我说不是的,最重要的事,是安全。
这么多年,我真的每天提心吊胆,当然这是制片的工作,但我作为导演也会担心,就是不行,每一个点都会在脑子里转,转完了之后我才能再平静,再自如。当我嘴起大泡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靠,小样儿,是不是也有压力了?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常态。
我会总去想这件事儿,但现在我也不能有清楚的答案,当那个风筝出现了,我觉得观众能接收到我的倾向。
第一导演:风筝那个场景,真实是在什么地儿呀?不是一个那么多人聚集的地儿吧?
第一导演: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去年疫情最极端的时刻,那种情绪,你现在还清晰吗?
耿军:清晰啊。当时是恐惧,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我想写剧本但根本写不下去,每天那些新闻给过来就是都让你恐惧而无助。我当时还买了很多文学类的书,还有小说,想通过阅读来让自己平静下来。
耿军:还没有这样的想法,真要拍的话,只能拍自己爸妈,因为你见不到其他人,邻居都关着门。当时可能最荒谬的事儿就是劝父母戴口罩,他们不爱戴,觉得憋得慌,就产生一点习惯上的分歧。
耿军:就是你想愤怒还是想宽容你都没有目标呀,可能悲伤情绪更大吧,真的太悲伤了。这可能是我活到四十来岁就经历的最大的一件事儿吧,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没有这么恐惧,我骑着自行车还去平乐园那个市场去买DVD,电视里放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周迅和李亚鹏演的,萝卜涨价到18块钱一斤,那时候我也记忆深刻,但没有这回恐惧。
耿军:经常呀,我也是观众,有感兴趣的片子就会去看,《速度与激情》我觉得也挺过瘾。
耿军:那时候也想加入,一起呼吁。但我从没想过是抓紧转行做豆腐呢,还是卖鸡蛋灌饼,我觉得电影还是缺不了的,大家需要电影。
耿军:之前就有人弄过,还挺有意思的,朋友也问过我,如果用我的素材火了,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祝福他,那是他能力,我拍电影我没拍火,他用这玩意儿给弄火了。
耿军:没事儿,我连快手和抖音都没有,我就不太关注这个东西,再说他又没有用全部,就用一片段,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是用来盈利,就没事儿。要是八月十五呀,过年呀,他给我寄点东西,我觉得就跟他扯平了,要不他欠我一人情,仅此而已,对,没什么,哈哈。
耿军:之前的那些影展我都特别怀念,我跟那些创作者现在还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偶尔会问候一下。
那些影展都特别可爱,它能提供那样一个舞台,能让每年的作者在那儿展示,作者跟作者之间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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