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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16

“中国最惨网红”

  “土味”一词最早出现在2016年,当时的微博贴吧等经常盘点“中华土味系列”,出现了很多相关分享。

  2018年末,搜狗(SOGOU)发布一份“国民年度流行语TOP100超级榜”,其中“土味文化”借助短视频浪潮的兴起,成功“出圈”登上“十大新文化现象”榜单,同时上榜的还有“沙雕文化”、“锦鲤文化”等。

  作为高流量的国民级流行文化,“土味”迅速成为内容创作的一个新风口——从土味情话全民流行,到土味视频广泛霸屏,还有各种刷新三观、影响了商业生态的土味营销……

  “土味文化”走向大众,实质上是审美碰撞的中和,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粗俗恶劣逐渐消褪,开始追求真实动人——“土味”不俗,它赢在差异化,也是我们对于质朴自然生活的向往。

  工装牛仔裤,一头卷曲凌乱的头发,一本正经的搞笑——他是一位手工创作者,发明创造了各种不锈钢类手作。

  “手工耿”在江湖上已经非常响亮,粉丝们也给了他各种昵称:“保定爱迪生”、“无用产品发明者”、“废柴之王”……以致于大家都忽略了他真实的名字“耿帅”。

  相比其他标签,“手工耿”在微博上选填的类别更符合他的风格定位——“搞笑视频自媒体”。

  一度,耿帅被粉丝们认为是“中国最惨网红”,因为他发明的那些手作几乎毫无实际用处,还很“沙雕”,配以他一本正经的介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诙谐风格。

  而现在,他的微博粉丝203万,最初火爆源于快手平台,有451.2万人关注、抖音也已积累了396.1万粉丝,成为全网热度过1000万的网红……

  《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手工耿”:“他把自己的各种奇怪发明拍成搞笑视频,在中国成为网络红人。”

  从河北保定定兴杨村的一名农民工,到被腾讯头条、央视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网红名人,“手工耿”爆红的根本原因,是他那些“土味”发明——古怪离奇,不实用却有趣。

  耿帅是生长于乡野、对生活不失热情的社交媒体一代的代表人物,熟练运用各类社交平台,向更广泛人群表达和展现自己,因此被大家看到和记住。

  耿帅有个心愿,希望自己开一个作坊,把儿时的伙伴都聚集在这里,大家不用四处奔波,在家乡同样能赚到钱——这个想法要是在几年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在网上看到别人制作了一件有趣的手作,作为中国农村千万外出务工年轻人中的一员,按照母亲的规划,耿帅要像他父亲一样,从打工仔做到包工头。

  30岁以前,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去过五、六个城市,干过不少于十个工种,在工地做过清洁,收入微薄;在北京卖过手机、修过燃气管道,也在离家近的工厂做了几年,还跟着父亲参加了高铁的部分修建。

  这个时期他学会了电焊技术,尽管现在他依旧是初级电焊工,但这为他鼓捣出各种“异想天开”的手作打下了基础。

  转眼快到而立之年。2017年春节后,耿帅的爷爷突然病了,需要照顾,他决定留在家里,同时找点事情做,赚钱养家糊口。

  最初,耿帅把不锈钢拖鞋、钱包、螺母的陀螺吊坠等列入名单,这些都是他认为可以量产、赚钱的,“制作没什么难度、也有用处”。 耿帅还是有自己想法的。

  但没想到,他的手作竟和“没用”牢牢捆绑到了一起,无人问津,包括父母在内的身边人也看不懂他做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还有人当他是“疯子”,不知道他在瞎鼓捣什么。

  2017年6月5日,耿帅在快手上传了第一支视频,很快就有了70万播放量,这让他很兴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不懈上转视频。

  几个月后,粉丝从几千涨到几十万……但是看的人多,真愿意掏钱买的却寥寥无几。 网友对他作品最多的评价是“没用”,给贴上了“无用良品”的标签。

  而他自己,则笑着对镜头解读那些看上去“并没有卵用”的发明创造——这好像多年前,他在微博上写的那句话:“那些让我们流泪的事情,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笑着讲出来”。

  粉丝在耿帅身上冠以“发明届的泥石流”、“无用爱迪生”的名号,甚至有人评价他“创意来源于生活,却完美的避开了生活”,还有人说“哪天你要是做出了有用的东西,我就取关你”……与此同时,他的粉丝量一直在飙升。

  “防震泡面碗”、“脑瓜崩辅助器”、“螺母加特林机枪”、“雷神锤包”、“菜刀手机壳”……

  耿帅的几十个创意发明陆续在网上传播开来,看直播的人很多,其中“自制桌游烤串器”一度累积了100多万人观看,但是没人真正掏钱,甚至下单了却迟迟不付款。

  虽然直播有打赏,但远不够耿帅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生计,他还得时不时外出接个零活,贴补家用。

  快手平台的一次主题为“家乡市集KWAI Hometown Fair”的活动,拯救了耿帅,让“手工耿”的事业有了转机。

  2018年9月,快手平台组织的这一次活动中,在摆摊的耿帅第一次发觉自己的手作这么受欢迎。

  这次参加线下市集,坚定了耿帅继续他土味发明事业的决心,“还是有人喜欢我的这些发明创造”。

  手作是让人快乐的,每次耿帅都以特别自豪的心情介绍自己的作品。在他眼里“有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给生活带来实用性,而另外就是精神上的愉悦和趣味性。

  在这个角度,他和粉丝们达到了奇妙的和谐,粉丝们就是喜欢他这些无用而有趣的手作——或许,这是一种可以把不被认可的奇思妙想付诸实现的能力。

  “这次的作品一定有用,”成为耿帅调侃自己的口头禅,录视频时,他总喜欢加上这句话。

  作为“手工耿”,他最先被国内媒体发现并报道,但是对他认可更多的是外国人。用“China’s useless Edison”搜索发现,耿帅的视频每一条都有几十、上百万次阅读。

  “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些的?这家伙是天才”、“中国人是天才发明家”、“一大批的修补达人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梦想,也正是这种梦想让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巨人”……各种惊叹的评价纷至沓来。

  “脑瓜崩辅助器”虽然成功帮助“手工耿”的微博粉丝从2万涨到了30万,并成功登上了热搜,但没有人真正掏钱购买——在国内粉丝看来,这依旧是一件无用的发明。

  “耿帅们的出现,颠覆了外国人对中国人固有的观念。之前他们认为中国人只会发明创造一些实用的东西,结果看到了耿帅,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这么有趣。”快手内容总监冯存健这样解读,“不再实用至上,更多的是趣味性”。

  从快手直播打赏金额的直线飙升,也能反映出“手工耿”的人气,从20-30元变成100-200元,到现在每场直播能收获上千元礼物……

  如今耿帅的知名度不仅辐射国内外,就连身边的乡亲都开始关注他了,出去吃个早点,都有人主动打招呼,这让他有些害羞。

  同时,无数采访、活动、商业推广和代言也找上了门,充斥他曾用于和粉丝交流的微信号,一度让他手足无措。

  以前,耿帅还有精力在微信上和粉丝交流,处理寻求合作的媒体和企业信息,现在有点力不从心,直播频率也降低了。这种改变,让耿帅从难以适应到开始有序应对。

  他说,现在的收入来源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总希望作品能卖出去,而现在的方式是以广告为主,售卖产品成了辅助。

  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耿帅也感受到作为一名“网红”的压力——这成为他的职业,发明创意也要比原来更费心思、要求更高。

  之前2小时能拍出来的内容,现在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包括制作过程、镜头运用、调色等等,都需要学习。随着知名度提高,耿帅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他已经有能力做一间家庭作坊,将儿时的伙伴召集在身边,不外出打工也能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只是现在“能力有限,作坊只能留下两个人,距离‘让身边的伙伴不用背井离乡讨生活’的想法,还有差距。”

  不过,耿帅觉得只要一直坚持,总有梦想实现的一天——就像他做“无用”发明时坚持的一样。

  张尕怂说,自己是不曾离开家乡的人,出生成长在农村,长大后浪迹在不同的城市,他像一位怀揣法器的行吟诗人,世间的万般形态,被他过滤掉了浮华,任何时候,他都能用来自乡土的调调,唱出身边的事物,唱出心中的所思所想,信手拈来,想唱就唱——他行走在哪里,哪里便有乡土般的鲜活。

  那是在西北的一个村子,可以想象是在地球上遥远的一个地方,路不好走,人们靠天吃饭,与自然和谐,精神状态自然、自由,创造力旺盛。

  这就是张尕怂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因为交通不方便,村里没有外人,所见的人都认识,所走的路都是自己开辟,衣食用品也都是自己制作。没有玩具、游戏机,甚至没有电……

  但是我小的时候没觉得生活单调,反倒在大自然中非常快乐。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他说,“我记得六岁时,有一天中午,我在午睡后醒来,身边没有一个人,我就把门帘揭开走到院子里……

  一切都很安静,看到一切都是‘如是’的样子,就像刚刚来到人世间。我慢慢走出院子,渐渐听到笑语声,看到我妈妈和几个女人坐在一棵树下做鞋子。妈妈看到我走过来,说吃西瓜给你留了半块,快吃了!仿佛神游般的存在……我在沉静详和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如初的样子。”

  而这个经历,似乎也成为他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印记,仿佛最初的创作基石。

  庙会时,整个村子欢歌笑语,小孩子‘咿咿呀呀’地一边喊着一边跑,也会跟着大人唱两句,时不时的整个大麦田里同唱一首歌,虽然每个人的调调不太一样,但合唱非常好听,非常壮观,通常四小节的锣鼓起调后,就陆续有不同的男女老幼的歌声跟进来,很快就是几百人的合唱,小孩子就在里面乱跑,跑到哪里,都听到有不同的调子、不同的欢乐……现在我做梦,还会梦到这样的情景和旋律。

  对张尕怂来说,小时候的庙会和村庄生活,是他最理想的精神生活状态,然而再也回不去了。

  当他在县城读高中时,村子三年旱灾,庄稼绝收,于是全村人搬到了另外一处有水源的地方安居。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妈妈说要搬家了,然后就像平常的事情一样开始往外搬,但是当他回头看原来的居所,那些房屋失去了人气,也就失去了鲜活,一切渐渐湮没在了周围的黄土中……

  那些狂欢般的庙会、想唱就唱的自由,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都一同湮没在黄土里了。原本一个村子的人,被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居住,与周围的邻居成了陌生人,自从搬迁的那天起,许多人就再也没有开口唱过歌。

  那时,张尕怂心中起了一种执念,他想自己唱——唱庙会、唱乡间的调子,这里面有“花儿”、大小三弦,有陕北的“弥胡”、秦腔……

  儿时的庙会消失了,家园离散的人们不再唱了,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的庙会”。

  一开始是记录下民间艺人的小调和旋律,后来是与他们聊天,在田间地头,和老人聊,和小孩聊,他们给了他生动的歌词。同时,他的采风对那些散落在乡野的民间乐人来说,也是一次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一种在沉浸在过去时光里的酣畅呼吸。

  采风路上每次碰到民间乐人,都是愉快的经历。他们会放下农活喝上酒,认真快乐的唱给张尕怂听,张尕怂与他们一起唱,也相互对唱,忘记了忧愁和劳累,在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唱歌的韵律就像夕阳西下时分天边的彩霞,给单调广阔的黄土地染了一层金色,使他们的生命也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张尕怂时常采风,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一片安静——大日头下的庄稼、家畜和人们都在酣睡,听不到一点声音。

  他带上麦克,极力想捕捉到什么,哪怕是一丝微风抚过的声音。这个时候,他曾听到过一小块泥土掉下来的声音,感觉像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动,好像生命最初的悸动,或是自己的心跳。

  有时候,他一个人走在乡间的田垄上,能感觉到身边的庄稼在生长,脚下的大地在苏醒。

  在纪录片《黄河尕谣》中,张尕怂是主角,摄像机跟着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街头唱,在酒吧唱,在商业演出中唱,也在回家的路上唱。

  一个人、一把三弦,唱出了天地的尺度,人生的流转。导演把这部电影演绎成一位年轻的民间乐人走出黄土高原,辗转于不同城市里讨生活,起初离乡,后来又返乡,再离乡、再返乡的精神乡愁。

  实际上,张尕怂认为自己从未离开过家乡,不管在哪里,只要调调一响,就永远都是田间地头的气味,他永远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家,吃奶奶做的饭。

  也随时都可以带着他的三弦,到城里最繁华的灯红酒绿的地方唱歌,只要乐器响了,一开口,那种自在的感觉就出来了。

  “城里人只不过是暂时忘记了这种感觉,人本身都有最纯净、最自由的一面,我只要是一个真诚和专注的状态,就会感染到别人。”

  他说,起初在酒吧唱歌时,看到那些散漫的傲慢的各色人等,还会有些情绪。后来,他全然没有了这种情绪,时刻都会是精神状态最好的自己。

  在大学里,他就这样唱,在组建的乐队里,他也这样唱,西北丰富的民歌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民间音乐是最开放、最时尚,最不怕打压变形的,民间音乐是一个活了好几千年的老人,我做的只是努力的靠近他。”

  如今,张尕怂已经能够自由地穿行在不同的音乐种类中,与江南评弹、嘻哈音乐,甚至与西方歌剧合作。

  他也渴望这种合作,“民歌的旋律是最丰富的,与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合作,他们的音乐响起,我坐在那里听,总能很容易地在对方的旋律中找到一个切口,自然而然地进入,与他们互动出精彩的东西。

  就好像负负得正一样,荒谬之上的荒谬是什么呢?好像有一种精神趣味在里面,暂不评判,只做展现,因为在荒谬的情况下无法评价,任何的评价都似乎只为荒谬本身添砖加瓦。

  史里芬说,他从小就对“搞笑”的事物特别敏感,总是能观察到周围存在的好笑事情,尽管他本人是有点严肃的人。

  他很少笑,在他的视频中也很少看到他的笑,虽然他做的内容、写的文字让人感觉那么的“奇葩”。

  而英国的留学背景,却并没有影响到他目前所投入的工作,他坦言,在英国的学习,只是让他在形式和技术上更好掌握了多媒体这种媒介方式,而他的灵感和观察力仿佛与生俱来。

  经过互联网的传播,这座之前籍籍无名的河北美院,横空出世——比如它的中世纪风格,各个区域各有独立的人文内容,可以说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杂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艺术盛典,各种名画名雕塑汇聚一堂,无所不在,校长或许是从中世纪的书院联邦制大学穿越而来,执意地想在21世纪的今天恢复那种自由独立的氛围,于是不惜重金创造了这座具有理想气质的学院。

  它是一所民办大学,听说是中国最贵的美术学院。视频制作期间,史里芬与学生们聊天,听他们讲,是花了最贵的钱“生活在一座座魔法城堡里”,于是,史里芬的视频里画龙点睛了一笔:“感觉这里住着黄金圣斗士。”

  谈到拍摄的初衷,他说:“我只是把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展现出来,我不喜欢评论,只是用一种宽容的心态,通过个人理解展示,我觉得好玩。”

  “这里是万神殿、万佛堂、石贤祠……”仿佛集所有绮丽词汇,也不能形容长沙的万丽家,一个豪华的单体建筑,中国一位富有的商人做出了这个“宇宙文综”——这里无所不有,几乎没有你想不到的。

  形容它“天马行空”都显得暗淡,它是“宇宙的中心”、“神仙的度假胜地”……

  史里芬一口气说出源源不断的重磅词汇,带来了密集的信息,“万丽家”是史里芬目前为止最经典的视频,教科书级别的呈现了消费社会的超级推崇与超极消解。

  看过之后,你会觉得辉煌、搞笑,还挺震撼,极现实极魔幻,这也是史里芬眼中的现实世界。

  在自制内容里他似乎在认同“恶搞”,为“恶俗”正名——因为他看到了大众所说的“恶俗”,背后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审慎魅力,那是一种带着惶惑心态的嘲讽,是人性的痼疾。

  好像通过抨击和揭穿,或者不屑来表达自己的深度,表达对某种文化和知识的拥有,仿佛别人都是谬误的。

  在一个采访中,史里芬说到“这些人,除了拥有一种审美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似乎既不能建立自己的体系,也不能享受这种狂欢。

  在史里芬眼中,“恶俗”可以理直气壮地存在,“我没有刻意地像侦探一样去发现它背后的合理性,因为不用寻找,它们很直观地展现在那里,每个公共建筑的背后,都有建造它的人在里面,都有他本人的意愿,我只是展示出了它们。”

  “如果以古典主义眼光去看流行于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洛可可风格,那是相当矫饰、庸俗、几乎忍无可忍的,可是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再看洛可可风格的装饰,它已经是经典了。”

  假如没有史里芬的传播,也许至今没人知道,在中国农村会有一座“外星人研究基地”。

  “看到那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星人基地时,我感到可惜,他们没有借助网络平台,当地非常闭塞,无人问津。当我到村子里打听向氏兄弟时,别人都说他们父子是神经病……但是这个‘基地’算是一种亚文化装置艺术,值得更广的传播。”

  史里芬说,“向氏父子三人非常坚定和执着。从开始建这个‘外星人研究所’到2012年停工,前后建了20年。兄弟俩花费上百万,他们都经历了结婚和离婚,家人不能容忍这种人财两空的结局。我看到‘基地’呈现的素材,几乎大部分来自《新闻联播》……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解更多外界,与更多人互动,多一些太空及外星人的资料,会做出更有趣的东西。”

  父亲从空军基地回来,吹牛曾经“上过天”,看到过飞碟,家中的兄弟二人从小没有母亲,对父亲特别依恋,小孩子会幻想有个超人般的父亲,而这个村子比较闭塞,村民们几乎是同一家族。在这种封闭环境中,父子兄弟之间彼此“强化”,比如父亲说他看过飞碟,孩子就会想像飞碟什么样,甚至会梦见,别人的不理解和嘲笑,反倒会刺激兄弟二人用实际行动去坐实这个想象……

  于是真的呈现出了“外星人研究所”,其中的一砖一木、一碑一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也许,这是一个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但是史里芬用自己一贯的飞快语速,直观地展示在视频里——这是一个“恶搞”的杰作吗?似乎已经超越了恶搞,它被建造得如此认真,如此真实,当看到视频里墙上那一笔一划的字迹时,会发觉这不是一个玩笑,这里有人类最脆弱的心灵、顽强的神经、深刻的逃避和极致的想象。

  如果抛开“土味文化”的前提,该如何理解史里芬和他用短视频展示的事物呢?也许是奇葩中的奇葩,荒谬之上的荒谬;也许是量子物理学——正剧和喜剧本身就是一对互相纠缠的量子;也许是“薛定谔的猫”——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的眼光和心态,也取决于你给予这个世界多少的理解和不解。

  土味文化的流行,一如仓央嘉措的最著名的那首诗:“你爱或者不爱,它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土味文化一路演变,从开始出现被嫌俗气、觉得丑怪,到逐渐被大众适应和接受,不知不觉中,“土味”就这样住进了众人的心里。

  各类社交媒体的推动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从技术层面看,这些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将内容分享的门槛降至最低——只要有网络、有一部移动终端,就可以拍摄上传;通过平台,将C2C连接到一起,并将抵达的路径缩至最短。

  但是一种文化被大众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人文、社会、心理等各个维度的变迁。

  提问:“土味文化”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种“杀马特”式的审丑文化,你认为事实上是怎样的?

  冯存健:在互联网语境中,“土味文化”包含了“杀马特”、“火星文”等现象,但没人能真正说清到底什么是“土味文化”,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概念,没有明确定义。大家往往根据自己的身份、信息、环境认知,向“土味文化”这个概念里装填不同的内容。快手是个记录大众生活的平台,没有做定义,也不会给它划分。所谓的土味文化,也只是众多文化概念中的一种,是在信息爆炸时代更利于大众在传播上的理解。但是深层次上,却是对多元世界和个体不同生活方式的忽视,至少是不完全了解——当然也包括戏谑调侃的成分,比如,同样是电影《菊次郎的夏天》里的配乐,人们会认为钢琴版很好听,唢呐版就成了“菊次郎没能活过夏天”。人们这是在对唢呐“审丑”吗?并不是,而是觉得有反差感,有趣。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土味文化”一个定义。可能就是“立足乡土的个人化表达”。

  提问:好像有人评价《惊雷》这样的歌曲“土、俗气且没有内涵”,但快手平台上却有108万人使用了这首歌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极端的偏差呢?

  冯存健:听过这首歌,我认为大家喜欢它或讨厌它都是正常现象,因为每个人的欣赏和喜好是不同的。它能火,一定有它的生命力所在,它击中了这个多元世界里的一群人,不能简单以“土俗”评价别人的欣赏喜好。就说最近特别火的“奥利给”,这句口头禅发扬光大,源于快手一位名叫“朝阳冬泳怪鸽”的网红——辽宁一位50岁大叔黄春生。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和智障的弟弟,黄春生开始拍视频和做直播,而“奥利给”就是他为自己和他人打气加油的口头禅。也许开始觉得很土,但它开始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现在连央视主持人和知名综艺节目都在用“奥利给”加油打气,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要相信,大众的审美和认知一直在进步,去伪存真,自我纠错。时间轴往前拉,就拿莎士比亚写的戏剧来说,也是被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认为是“三流的、世俗的内容”。包括《诗经》中的“风”,就是民歌土谣,但现在“风”成为《诗经》中公认艺术性最高的部分。所以,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去考验,越真实的东西越容易传播,“接地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真实的反馈。

  提问:快手被大家称为“土味文化”摇篮,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土味”内容分享?

  冯存健:这个存在一些偏见。大家对“土味”的界定是受认知影响,不完全相同的。作为一个记录和分享生活的平台,我们并不会去界定分享者传播的内容是“土味”还是“洋气”,这是对用户的不尊重。在不同的人群眼中,同一个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正是缘于快手平台的多元性、真实性和广袤世界的复杂性,用户大量未经包装的原生态内容,可能给一些人带来了“土味文化”的印象。如果是真实的乡土气息,我觉得还蛮好。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丰富的内涵,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有了更包容的理解,而快手最大的社会价值,就是不同人群在这个社区相遇,被看见,进而迸发出了各式各样的生命美学。

  提问:“土味情话”为什么当初觉得“土”,后来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这个内在的驱动是什么呢?

  冯存健: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种游戏,勾起了大众的表达欲望,用戏谑的包装来表达真实情感。都市生活中,很多人都生活得很压抑,如果你太过正式去表达,也许会很尴尬。而用“土味情话”的方式去表达,一是好玩,二是这种明面上的“尬”,不容易造成彼此的负担。正是因为形式不算高级,大家使用起来更方便,简单直白吧!

  提问:有人说当年MC天佑是“土味1.0版本”,现在平台上很多民间的手艺人分享,土味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乡野”味道,内容也从炫酷怪异转向朴实田园风。这样的变化是什么力量驱动的?平台会做一些引导吗?

  冯存健:我们要相信,文化是有自我进化能力的,这已经被历史证明——越是接地气的、真实的文化,越有强大的传承基因。说个真实的案例,一位之前对快手有偏见的纪录片导演,打算制作一部关于卡车司机的短片。对于制作者来说,“前采”是最难的部分,要去接触完全陌生的群体,在短时间内和他们熟络起来。但是通过快手平台,这位导演找到了一个卡车司机群体,通过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快速了解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在快手上,他不仅找到了群像素材,还找到拍摄的个案,通过平台,让对接更加简单便捷。还有云南大学民歌专业的教授,通过快手发现了更多民歌,更高效的了解到民歌的丰富性……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活动,包括“幸福乡村带头人”,并不是针对“土味文化”来策划的,而是针对很多留守在乡村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利用短视频平台展现自己的生活习俗、当地特色,我们认为,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都应该被大家看到,就策划了这些活动。其中,“手工耿”最初是在“新留守青年”策划中崭露头角,现在他已经火到了国外。在快手上,积聚了56个民族365个行业,我们利用现代科技,将这些普通人的状态展现出来,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点。

  提问:似乎现在参与其中的还有更多商业和资本的力量,形成了“土味营销”,那么如今注入了商业力量的“土味”文化还是原来的味道吗?

  冯存健:我认为一个好的文化、好的现象要往前走,商业力量其实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为什么要求那些非遗文化守着清贫呢?有资金、有人力,不是会更好往前走吗?但是同样的,如果过于商业化,大家都不喜欢了,也就无法流转传承了,这类文化自然就消失了,商业机构也无法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他们的约束力。而不论包装的是土味文化,还是民间艺术,商业是风向标,是推动力,而市场则会纠错。整个系统会有调整的能力。

  提问: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怎么看手工耿、李子柒以及“民间鲁班”这类乡土内容的“出圈”?他们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代表吗?

  冯存健:李子柒的火爆有偶发性,也有必然性——大家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对诗意简单的田园生活充满了渴望和好奇,其实是全世界“社畜”共同向往的心声,需要满足这些心理上的需求。而“手工耿”的出现,其实打破了外国人一种惯有的看法,“手工耿”是一种民间创意生产力被释放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出圈”,让全世界对中国、中国人的认知有了新的改观,是有好处的。这种“软文化”输出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的代表多多益善。

  冯存健:我们并没有定义“土味文化”,快手在做的事情,可能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中国是二元化的社会,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土中国和城市存在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但快手提供了更多“看世界的视角”,消弭了内容分享者和观看者之间二元化的割裂。实际上“土味文化”之所以走到今天,有自己繁衍、修复的规律,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根植乡间,具有野草般强大的生命力。那些内容分享者,本身对乡土文化有比较强的信仰,他们的表达不一定是想改变什么,而是希望大家“看到”——恰好是这样的简单初心,改变了平行世界之外的人,达到了相互融合。快手一直在做的,是把注意力资源给到平台上所有的普通人,给他们曝光空间和展示机会。这些做法,在商业上不是最高效率的,但对社会是很有价值的。平台用户在获得注意力资源后,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快手也会坚持传承这种“被看见的力量”。

  对于遍地开花的“土味文化”,被称为“网红评论家”的编剧史航有独特的观察。

  生于东北的他曾出版过小说绘本《野生动物在长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初衷:“对我来说,它是温和的中庸的故乡。 我喜欢这个城市骨子里的一点点伤感、落寞、平庸、平和…… 就是这野生动物可以在哈尔滨,在沈阳肆意驰骋,但是在长春的‘野生动物’们,都规规矩矩打卡上班,然后下班回家,在超市或者在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我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 其实在别人看来,也是一种‘土味’构图,如漫画一样的故事吧! ”

  提问:作为东北籍人士,你怎么看直播平台上东北红人们的原创?这是东北民间民俗文化的一种延续吗?

  史航:我觉得各地文化都在延伸,只是东北话由于小品、影视剧相对普及得比较好,所以在网络上轻车熟路地被接受了。就像人们在抖音、快手上看视频,愿意看到乡野奇葩,愿意看到曾经熟悉的面孔,东北话是通过央视春晚被普及到全国的,即使不是东北地域的人,没有思乡之情的人也会对它有一种亲切感。其实东北话和东北民俗文化,有一种能够征服别人的软实力。为什么呢?因为“闯关东”到东北的人,形成了一种“流浪人文化”——在苍茫的关外大地上,人和人之间不熟悉,那么怎么变熟?如果是内向不合群的人,是没法活下去的。凡是性格比较外向、比较“自来熟”的人,都会更快交到朋友、更快和陌生人打成一片……这种地域文化延伸到直播平台上,效果也是明显的。

  提问:“土味文化”包括“土味情话”已经流行多年,它之所以流行,是人们在怀念过去的生活和情感吗?

  史航:所谓“土味文化”就是——“你觉得我不懂,其实我懂你;他们觉得我不配,可我想试试;你觉得我粗俗,其实我很文艺。”这种现象,恰恰很像是东北二人转文化的灵魂投射。

  东北文化有一个特色叫“蛇吞象”,人心不足蛇吞象。比如有一个乡村穷小子想娶地主的女儿,他怎么打动人家?这里有一种“穷小子傻姑爷”的模式,就是他用他的“土味情话”打动姑娘,用他土味的豪言壮语来震慑未来的老丈人。东北民间有一个拉场戏叫《虎姑爷拜寿》,就是傻姑爷给老丈人拜寿,同时展示自己的雄心和文采:“天上飞的打鸟枪,打你山鸡和凤凰;地上跑的黄老虎,吃你野鹿和黄羊;炕上摆的是火盆,烧你诗书和文章;地下站的是小子,娶你的丫鬟和梅香……”而现在的“土味情话”引发传播,其实骨子里重视的是情话本身,但是情话在这个时代太容易“套路”,可能需要的是像东北文化这种没有套路之前的,尽量用它来抒情,传播自己的心意。

  要说“土味文化”是怀念过去的生活和情感,略有拔高,也有点贬低——人们其实需要抒情,而不是怀旧。纵然是怀旧,也只需要“记得”,那个“旧”本身未必值得怀念。

  提问:现在的“乡土味”似乎演化成一种以中国独有的逻辑和方式形成的中西合璧,比如史里芬 vlog中的各种建筑,张尕怂西北民歌中花儿和嘻哈音乐的结合等等,你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史航:乡土味之间的区别也很大,就像有的土地长庄稼,有的土里就不长庄稼一样。我曾经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接触过张尕怂,他用他的立场、角度和腔调来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过滤掉了很多浮华的、媒体宣传和标签性的东西,比如《张老汉》……重要的是他自身带有的这种过滤性。史里芬把石家庄和河北大地上的奇葩建筑来做成视频,他又体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对那些东西不是完全喜欢和认同,我觉得首先是猎奇——这个时代的审美更多元,史里芬是帮我们猎奇的人。这是一个拥护“奇葩”的时代,没有好或不好,无须肯定或否定。每个时代的文化传播,都是努力留下痕迹。若不流行,如何流传?

  提问:“土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戏剧或电影里也有体现。它会成为一种固定的风格吗?

  史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当有人想像《谍中谍》一样去洒脱地窃取东西的时候,现实却总是不给力——就好像绳子短了一截,于是那个飞贼就被吊在空中打转。这一刻,它就是“土味”,是我们具体国情所产生的本土幽默。还有我特别欣赏去年一部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英国有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们就有河北的帕瓦罗蒂,还有本土的夏洛克。电影主人公是一个非专业演员,形象普通,但是当他骑着一匹没有卖掉的马,戴着草帽在月夜下赶路,要去制止一个不仗义行为的时候,从远处看他,就是一个大侠的样子——那个镜头是武侠片式的,近景却是一个绝不能演男一号的脸,这就是“土味”,“土味”奔驰在中国大地上,让这种“土”真的就有了味道。

  提问:国人曾经一度比较崇洋,后来变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如今谈到创新,又开始了“中西合璧”,这是一种更好的创新思路吗?

  史航:不论是“中国走向世界”,还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包括这个“中西合璧”,都把中国和西方的界限看得太泾渭分明了。鲁迅曾经引用过人类学家海克尔的一句话:“人和人的区别,比人跟类人猿的区别要大。”也许一个读金庸的长春人和一个不读金庸的长春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而一个读金庸的上海人和一个读金庸的长春人,却是非常有共同语言。所以,“中”和“西”是非常笼统的称呼,“中西合璧”也不能说好或不好,因为它能形成什么,大家还没有概念。我觉得任何创新的思路,都无法评论好或不好,而是要以成品来考量——面对文化,从来只是验收产品,而不去褒贬理论。

  提问:年轻人喜欢土味文化,但是很多人并没有真实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是在借此寻找和发现什么吗?

  史航: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也都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而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不论“土味”还是西方经典文化,首先要便于理解和传播。这个时代像一个大型超市,面对的信息和选择太多,能快速打动人、吸引人的东西才能被选择和发现。包括“土味”和方言文化的流行,也算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胜利。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可能会下意识地接近于“春晚”的审美——更丰富、更多元、更接地气。我们曾经嫌弃央视春晚不好看,不是认为不该有春晚,而是应该有更鲜活可爱的春晚,所以在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上,才会有大量的观众,也有大量丰富原始有活力的原创作品出现。在开放的平台,可以展现的是众生平等——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和各自的生活产生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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