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19意味着2010年代的终结，2020年的到来于是平添了几分隆重。元旦前夜各式各样的跨年仪式中，罗振宇的跨年演讲所代表的“知识跨年”再次成为争议话题，而B站首届跨年晚会的走红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2019年12月31日，罗振宇第五年举办跨年演讲，今年以基本盘为演讲主题，发布了经济学家何帆、投资人黄海、金融学家香帅、教育专家沈祖芸、科技产业专家王煜全、国际政治学家施展经过一年调查研究后，针对经济基本盘、消费市场、钱从哪里来、教育问题的变化、中国的科技创新是否被美国卡住脖子、中国制造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会被替代等问题给出的答案。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演讲中，罗振宇给出了“躬身入局”、“我辈”、“攀岩模式”、“苟且红利”、“中国红利”、“结网能力”、“慢变量”等一系列经过包装的新名词，最后以约翰·列侬的“一个人的梦想只是梦想，一群人的梦想就能成真”划上句号。
这场看起来信息量十足的跨年演讲自然收获了众多拥趸的热情好评，但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尤其是其间频繁出现的软广硬广令很多观众感到不满。其中一篇题为“罗振宇的骗局”的文章广泛传播，作者“拾遗”描绘了一个患上了“知识焦虑症”的朋友的日常生活，指出知识付费贩卖的是一种“让你感觉很努力”的幻觉，这种虚假的满足感一旦随着时间幻灭就产生了焦虑感，从而催生出更多的购买行为，最后道出了一个“罗振宇们”永远不会告诉你的秘密：“主动学习远比被动学习重要。系统学习远比碎片学习重要。向内学习远比向外学习重要。专业学习远比跨界学习重要。”
而事实上，和知识付费一样，跨年演讲作为产业链条中的一环，也早已是一门有赚头、可持续的生意。在“跨年演讲单场赚超1000万，谁在消费罗振宇和吴晓波”一文中，“剁椒娱投”的作者叶轻眉经过计算后得出结论，无论罗振宇还是吴晓波，单场跨年演讲的收入都能达到1000万到2000万，直接收入主要包括门票、品牌冠名和赞助，此外还能拉高品牌溢价，带动之后课程、培训、图书出版、广告等收入，并且有利于提升个人IP。而高额门票的买单者似乎是创业者或企业高管，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演讲内容，不如说是为了获得现场参与的优越感，“其实跨年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早就和知识无关，它是社交、圈层、标签、同好、谈资，甚至是鄙视链，是身份构建和识别，是对自我愉悦的犒赏，是一种‘我为知识消费我光荣，我在现场我骄傲’的潜在心理。”该文作者并不反对作为一门“好生意”的跨年演讲，甚至认同我们很可能确实需要罗振宇、吴晓波们来总结过去、预测新一年，但不应该是用巨大的屏幕和抒情而空洞的语言做支撑。
如果说跨年演讲是一次圈层之内的知识狂欢，那么B站跨年晚会则是一场打破圈层隔阂的盛筵。同样是2019年12月31日，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在成立十周年之际首次推出了一台充满了B站风格的跨年晚会，不仅很快得到了主流的认可，更在社交网络上大量传播。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网友：这场‘跨年晚会’很懂年轻人”为题发文对这场演出表示了肯定，“在大部分卫视都在请明星演唱流行单曲的时候，他们以年轻人兴趣作为切入，通过对节目内容的走心策划，满足了粉丝们记忆深处最细腻的情绪。10年代和20年代交替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主流用户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官方的认可让B站用户纷纷感慨“小破站出息了”。
《第一财经》日前发布“B站跨年晚会不是二次元的胜利，是尊重年轻人的胜利”，同样指出这场晚会“足够B站、足够年轻人，同时还足够尊重艺术欣赏性。”文章指出，整场晚会充满了二次元属性、影视剧梗，传达出80、90后那些二次元、玩游戏的孩子长大后所带有的“友情、努力和胜利”的正向精神，而晚会中篇幅最长、流传最多的基本都是乐器演奏，尤其是琵琶演奏大师方锦龙的表演，反映出这一代年轻人甚至比前人更愿意欣赏传统艺术。
B站跨年晚会的惊艳现世使得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黯然失色，有人将这一现象总结为B站“吊打”各大卫视。针对这一说法，澎湃评论员李勤余撰文指出，卫视拥有的资源和互动功能并不比B站逊色，之所以出现这种落差，原因在于各大卫视表面上看是在讨好观众，讨好年轻人，但骨子里，还是没有彻底放下架子，只是机械性地把所谓“热点”集合，而B站它不仅懂得、了解年轻人的喜好，还用最正式、最隆重的方式把这些“亚文化”搬上舞台，承担了为年轻人发声、帮他们表达个性的使命。
微博用户“秋至十三蕉”的评论被多方引用，他说这场晚会给他的感觉，“是80、90这一辈儿人真正获得话语权之后应该有的样子，开放，兼容，审美，会玩，没有框架。他们是文化开放的获利者，有宝贵的窗口去接触全世界的文化，从欧美电影到日本动漫，睁眼看到了全世界……不高傲，不自封，传承中不断在接纳和创造的生命力，才是文化啊。”
Branko Marcetic在《雅各宾》杂志发文，认为袭击杀死苏莱曼尼是故意使美国伊朗紧张关系升级的鲁莽举动。
正如很多专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苏莱曼尼被杀有可能引发非常危险的事情。他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人物之一，是精锐的圣城旅的负责人，主要在伊朗之外执行伊朗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伊朗最高领导人曾将他称为 “革命的活烈士”，一个战争英雄，备受推崇的人物，国家宣传的对象，并且可能拥有未来的政治领导地位。
因此，他的死亡很有可能会使伊朗迅速对环绕伊朗的众多美国基地、使馆和部队进行报复，这些部队正是去年年初特朗普试图激起与伊朗的冲突时部署在这里的。伊朗的报复可能又引来特朗普的报复，甚至可能成为一直在寻找的战争的借口。美国政府似乎在去年全年一直在努力寻找袭击的理由，也许现在机会来了。
作者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成为中东的又一灾难。这个教训在2000年伊拉克战争后就应该被吸取。伊拉克战争没有像乔治·布什的国防部长所预言的那样轻松，迅速成为他否认的“长期、长期、长期的战斗”。军方不仅未能在随后的权力真空中稳定国家，而且还面临了长期的叛乱，暴力的宗派主义，最终爆发了内战，助长了一个更加邪恶的恐怖组织——ISIS——的崛起，并且为伊朗人（尤其是苏莱曼尼本人）介入伊拉克打开了大门。作者认为，对伊朗进行战争，可能在多年后提供对另一个国家宣战的借口。美国没有吸取伊拉克战争的教训，而是在2011年启动了另一个短视的战争，推翻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带来的同样可怕、不稳定的后果今天仍在继续。加上阿富汗战争，这三场战争都毒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为反美情绪火上浇油。
对伊朗的战争不会有什么不同，而且不会产生政权更迭为奥巴马和布什带来的快速和暂时的公关胜利。大量的专家和情报公司都认为伊朗在地理上难以攻克。与此同时，伊朗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代理或网络攻击对美国进行反击，在过去的二十年都让人们看到美国军事力量的深远局限。
刺杀苏莱曼尼是奥巴马无人机刺杀计划的延续。奥巴马竞选时承诺将打破布什的外交政策，但上台后反而扩张了布什的追求。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扩大了无人机刺杀计划，将其扩展到其他多个国家（自然而然没有国会授权），并通过每周一次的白宫会议将其制度化，在那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阅读嫌疑的“刺杀清单”，并选择哪个人应由无人机杀死。
作者认为，由于由奥巴马领导的无人机计划所具有的不负责任、不透明和破坏性的性质，类似苏莱曼尼被杀的事件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说无人机计划在伊拉克和也门带来的大量平民伤亡不足以引起政客的重视，此次的苏莱曼尼事件该敲响共和党人和人的警钟了。
《卫报》介绍了学者Łukasz Stanek2020年的新书《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和中东》。在书中，Łukasz Stanek描述了西非和中东的地方当局和专业人员如何利用苏联的预制系统、匈牙利和波兰的规划方法、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建筑材料、罗马尼亚和东德的标准设计以及来自东欧的体力劳动者，建起了自己的城市。
如果在波兰二手店里的明信片盒中翻箱倒柜，就发现很多出乎意料的地理位置，波兰人现在很少去那些地方了。这些明信片不仅来自塔什干或新西伯利亚这样的苏联城市，还来自巴格达、哈瓦那、的黎波里。生活在英国的波兰建筑历史学家Łukasz Stanek的书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在19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一代东欧人在“不结盟运动”国家旅行——他们去那里进行建设。在此过程中，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是由东欧“第二世界”的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和工人进行的。而他们做事的方式如此特别。“我记得这些东欧建筑师，”这本书开头的加纳人回忆说，“因为这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一个白人在加纳有一个非洲上司。”
这是一本颠覆学科的书。根据其发现，冷战、国家社会主义、东欧和20世纪的建筑都显得不同。它着重研究了几个后殖民城市（主要但不限于阿克拉、拉哥斯、巴格达、阿布扎比和科威特市）的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南斯拉夫、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建筑师、规划者带来的。在这种奇特的地理学中，建筑师不能合法地从柏林的一端到达另一端，但可以环游世界并对其进行重建。每个国家的外贸组织都密切注视着旅行的建筑师——并拿走他们多达三分之一的现金薪水——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孤立与独裁的概念被打碎了。苏联完全控制其卫星国及其后殖民“代理人”的想法也被打破了。被讨论的每个国家都是不结盟运动（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在50年代发起）的成员，从统计发展主义（夸美·恩克鲁玛的加纳、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伊拉克），到食利资本主义（70年代的尼日利亚），最后是海湾的石油君主制。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政府都严厉了本地的者，但是欢迎外国人规划和建设自己的城镇和工业。在人造卫星时代，他们赌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将更快、更公平。
后来人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是Stanek非常重视苏联经济学家所说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既不是“意识形态的烟幕，也不是乌托邦的愿景”，而是“现有的外贸现实”。在那个系统中，有很多争议。贸易集团经互会的目的是建立国家的“劳动分工”，但巴尔干国家拒绝了苏联划定的粮仓角色，坚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这个体系依靠礼物（例如苏联向加纳和马里捐赠的学校和公共建筑）和易货贸易（尤其是1973年以后的原油贸易）。在赫鲁晓夫统治下，与加纳这样的后殖民国家以最优惠的待遇达成协议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到80年代，贸易变得更加困难了。
到了70年代，随着东欧国家身负巨额债务，这些外国努力变得更加务实。例如，在利比亚出现了苛刻的分工，罗马尼亚设计师将技术上复杂的东德计划转化为当地的现实，并由居住在军营中的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建造。同时，在80年代，保加利亚和波兰建筑师在海湾地区已经参与了全球资本主义。在阿布扎比，保加利亚公司在质量和技术上和美国和英国对手相比并不逊色，而在科威特，波兰设计师利用与西方建筑师日常互动的经验和对西方媒体的接近，进入后现代建筑的领域，设计了独特的像购物商城的露天集市。
到了80年代，很难把为萨达姆建造巴比伦纪念碑或为海湾百万富翁建造豪华酒店看作伟大的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项目。但这的确破除了东欧国家技术落后的观点。1989年以后，在（前）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这些成就被浪费在迅速回到资本主义外围（periphery）的转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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