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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2-04

985高校相亲鄙视链背后的社会心态|7月热点半月刊(71-715)

  原标题:985高校相亲鄙视链背后的社会心态|7月热点半月刊(7.1-7.15)

  7.1 广电总局首支公益广告《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正式发布,32位一线老、中、青电影人公益出演,分文不取,堪称广告版的《建国大业》。

  7.2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新闻媒体当即发布发射失利消息,被认为是“报道的进步”。

  7.4 腾讯正式推出《王者荣耀》健康防沉迷系统,将限制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并计划上线时以后禁止登陆功能(传送门),引起网友热议。

  7.5 马云在2011年网商大会的演讲视频被网友翻出,视频中马云介绍淘宝平台掌握着大量数据,并举了例子,指出这些数据能给各省女性罩杯排名,网友质疑购物网站侵犯个人隐私。

  7.9 湖南全省防汛抗灾新闻发布会透露,6月22日以来湖南遭受了近年来最强洪灾,造成全省14个市州120个县市区受灾。

  7.9 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继“地球不爆炸”后,凭着“撒葱花”又双叒叕火了,在其之后的节目和微博里,更是吐槽高温上了瘾,网友盛夸其为“国家级段子手”。

  7.12 B站(Bilibili)大量影视内容遭到下架,具体原因不明;而后,B 站表示正在进行网站内容规范性审查,结束后合规的影视剧将逐步恢复上线,仍有大量网友表示不能接受。

  7月上旬,“相亲价目表”撕开了相亲市场现实面的一角,一张“相亲价目表”在各种社交软件上刷了屏,身价、房产“明码标价”,成为不少父母衡量相亲对象的硬性标准;除了这个价目表,有网文更指出了当今年轻人也有相亲对象的衡量标准——“985学校毕业生相亲鄙视链”,网友一片哗然。

  从7月1日起,国内院线将正式贴片放映《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片,总共时长3分41秒,将在影片最开始龙标出现之前放映,成龙、周迅、黄晓明、李冰冰等32位老中青电影人全部公益出演,堪称广告版的《建国大业》。此广告片的导演团队专门请到作家周小平和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把关每句台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电影频道承制,仅用时三周完成。系列广告分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四支,在电影龙标出现前贴片放映。《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不仅仅在线下引起了热议,微博话题量更是居高不下。

  “中国梦”宣传片台词精选自国家领导人的语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片台词均来自古诗词和古圣先贤的经典语录。32位明星助阵,发挥公益宣传更大价值。广播电视是公益广告的主要承载媒体,当下,越来越多的明星积极投身其中,为正能量发声。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片选用了年轻人喜爱的演员,尤其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参演的主要是青年演员。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曾说,一个国家,年轻人的价值观是最宝贵的财富。主旋律公益广告采用此种宣传模式,无疑很好地发挥了明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良好形象的青年明星带动广大青年践行核心价值观,让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古今结合的模式,弘扬中国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土壤,这一系列公益宣传片中就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每一句话配合一句古诗词或古圣贤的经典语录,引经据典,讲好中国故事,让受众在感知中国古典文化魅力的同时,重新感悟核心价值观的真谛。一幕幕饱含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的画面,增强了观众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说清了,但如果没有打动人心的表现,依旧不能引起公众注意。这部公益电影虽不如故事性公益影片细腻感人,但每位明星以第一人称本色表达,发言干练有力,不讲空话大话,有真情、有态度、有担当,瞬间点燃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唤起时代信仰。而从传播效果来看,影片在微信、微博中热传,引起许多人网友们的强大共鸣,宣传实效也可见一斑。

  虽然这支主旋律公益片制作时间不长,但细微之中可以感受到它的走心。相信接下来通过广泛的宣传,它所凝集的时代精华会耳濡目染更多的人,产生一种向心力,引导每一个人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明新风,真正实现伟大祖国的光荣与梦想。

  7月3日,人民网刊登《人民网一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节选)

  7月4日,人民网刊登《人民网二评王者荣耀:加强“社交游戏”监管刻不容缓》来呼吁对社交游戏的监管。

  “如果不从源头、过程中把好关、站好岗,很容易让用户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最后受害的就不止用户一人。如此看,“社交游戏”的监管不该只堵不疏,而应树立“大监管”理念,游戏制作方的源头设限、政府部门的审核监管、家庭成员的陪伴监护等,一个不能少。”(节选)

  7月6日,人民网刊登《人民网三评王者荣耀:过好“移动生活”倡导健康娱乐》。

  “过好“移动生活”,要坚守共同价值。一款手游再如何成为全民性、现象级,也要更多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因为孩子容易陷入其中。”(节选)

  7月4日,腾讯正式推出《王者荣耀》健康防沉迷系统,将限制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并计划上线时以后禁止登陆功能(传送门)《王者荣耀》健康系统首日试运行状况比较平稳,但也发现一些试图“钻空子”的外挂商品以及账号交易、代练等服务同步出现,甚至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公开售卖,防沉迷系统是否有效引起网友热议。

  对于青少年而言,游戏不应该只具有社交和娱乐功能,更应该有学习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所以,游戏的市场推广和社会传播需要特别审慎。

  其实,通过技术手段防止沉迷已经有先例。早在2005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制订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标准》(试行),盛大、九城、金山等7家网络游戏公司试运行。该系统对玩家上线游戏时间作出严格限制:3小时以内为绿色时间,玩家一切如常;3小时—5小时,玩家升级速度、经验分值将减半;5小时以上为不健康游戏时间,系统将强制断线,所有经验值归零,玩家将一无所获。这一措施于2007年7月16日起正式投入使用。这个“老规矩”针对的主要是PC端的网络游戏,而如今手机游戏的迅速发展,其所具有的随身性和隐私性,让原有的防沉迷系统显得不那么奏效。

  目前,对于手游行业而言,市场监管在逐步完善中。国家网信办在2016年6月28日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提出移动应用注册用户实名制等举措,该《规定》于同年8月1日开始实施。手游防沉迷也于2016年12月被文化部纳入监管范围,并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此外,平台监管也是政府对国内各大应用市场、社交平台较常使用的措施。

  专家谭雁峰认为,移动游戏行业作为互联网产业,监管方式也应当互联网化。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转变单向管理的思路,增强与游戏企业、行业自律组织等被监管对象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在标准制定、推行,技术开发等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各参与方的作用,达成行业共识。

  防沉迷,需要企业从设计游戏的源头抓起。企业内部应该设有较强的风险防控机制,清晰定义游戏的适用人群,或针对未成年人设计更适合他们的健康游戏版本。

  除了政府需要转变管制思路,防沉迷,需要学界更多学者参与研究。目前太多精力被投在防沉迷上,而缺少对于游戏的社会影响的中性研究。社会各界对游戏的认知还存在偏见,学界对于游戏的研究依然停留在经济价值和产业层面,导致当需要讨论游戏造成的社会问题时,既缺乏研究的话语体系、系统的学理思考,又缺乏中性的研究立场。此外,防沉迷,需要第三方机构帮助监控分级体系,助力监控。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新闻媒体当即发布发射失利消息,并及时跟进发射失败原因。当失利消息及时传出后,网友们不仅坦然接受,还再次对中国航天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透明而点赞,一吐心曲,“没有遮遮掩掩,没有犹抱琵琶,第一时间推送信息,体现了航天人的开放与自信”,并祝福中国航天人“总结失败的经验,争取下次成功”。

  负面新闻会产生负面效果,而大量报道负面新闻,会使民众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在民智未开、闭目塞听的社会,这个假设也许是成立的。但对一个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有网民上亿的国家,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实在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很多时候,负面新闻并不负面,它具有比正面新闻更强大的正面影响力,这应该不是难以想象的。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曾对“负面报道”和“负面影响”进行过探讨。负面报道是媒体新闻传播的一项内容。然而有些人或部门不喜欢负面报道的影响,因此派生出“控制负面报道”、“减少负面报道”等说法。为什么负面报道的概念会被扭曲?范以锦认为,有权认定“负面报道”的显然是权势人物,而被认定的“负面报道”往往是老百姓希望公之于众以形成舆论压力的新闻。有人借维护形象、维护稳定之名,将“负面报道”的概念扩大化了。

  客观地说,“负面报道”处理得好,往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范以锦说,比如天灾报道,可以警醒人们做好防范工作;灾后报道可以让有关部门知晓灾情,积极救灾;抗灾救灾现场报道,也能鼓舞灾区人民斗志。而正面报道,因为发出来的时机不对,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出事故时误发正面报道,容易让人猜测是出于“一俊遮百丑”的目的。

  在进行报道时,首先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所以才有“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的说法,这相当于新闻的天职就是打探坏消息,有点象我们说的新闻监督。这样一来,新闻如果刻意回避坏消息,它的可信度必然要大打折扣,而可信度被打折扣的新闻媒体,就算它有好消息(正面),读者同样要对它打折扣,想以正面宣传达到正面效果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我们现在正规(正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自己理解)媒体被嘲讽,晚报(实际上也是官报,只是面孔显得温和点)销量强过官报,已经很说明问题。

  过多的正面宣传,使大家产生“正面疲劳”(仿审美疲劳),已经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只有媒体依照新闻规律,适当回归负面报道,才能冲淡或纠正这种逆反心理造成的后果。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不管正面新闻是真是假,大家先抱三分怀疑态度,激进点的人甚至一概否认,说,又在唱赞歌,又在吹牛皮,又在拍马屁。当真实的正面新闻也成了赞歌、牛皮和马屁的时候,这是“宣传人”的失败和悲哀。

  7月9日,湖南全省防汛抗灾新闻发布会透露,6月22日以来湖南遭受了近年来最强洪灾,造成全省14个市州120个县市区受灾。雨水集中,加上持续时间长,导致湘江、资江、沅江水位连续两次超警戒水位,尤其是湘江水位在7月3日刷新历史记录,一度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到7月8日10时,全省共有1223.8万人受灾,83人死亡或失踪。

  “在过去的几天,湖南等多省的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湘江超历史最高水位。据湖南省气候中心统计,6月湖南全省平均降水日20.5天,为1951年以来同期第一高位,超过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平均降水量。长沙、宁乡、浏阳等地一片泽国。”

  上述数字来源于一家救灾基金会的统计,湖南洪灾从6月22日前后开始爆发,而很多主流媒体直到7月3日,才调高湖南水灾的曝光率。来自灾区的讯息此前只是朋友圈、社交媒体的转发,也多数属于自发推送的讯息。由此可见,在如此重大的灾情面前,救灾的动员力度较低,水灾的社会能见度也很低。

  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应当对大型灾害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第一时间给予报道,争取资源的及时投放。可以说,就减灾而言,媒体关注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但是在湖南这次水灾中,媒体角色没能充分发挥出来,某种程度上影响救灾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社交媒体的自发传播中,我们对湖南水灾中的信息产生了一些模糊印象,比如水灾来临前的预警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疏散及临时安置的方案如何展开,零星自救如何介入政府救灾网络,民间救援如何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充分的呈现。

  现在还有网友翻出6月30日的一则新闻,“召开防汛紧急会议,将爆发大洪水?长沙市防指紧急辟谣”。紧急会议确实没开,之前流传消息有谣言成分,然而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将爆发大洪水”非但不是“谣言”,而是成了精准的“预言”。除了紧急辟谣之外,官方在预警和信息发布方面,是否存在硬伤,是当下需要反思的。因为权威部门的信息,是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源。官方是否存在对事态预估不足、信息发布不力,很值得追问。

  我们已经从朋友圈的老乡转发中,有很惨烈的水灾现场的画面——这些确凿的信息是怎样,有待公信力媒体进行确认,因为出现水灾死人的地方一定是救灾薄弱的地方,可以指示抢险救灾的方向。媒体报道与救灾之间应当有密切的联动。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情况,就是单靠舆论来救灾。它说的是,镁光灯下的灾区就会受到格外关注,媒体没有关注到的地方,资源投送就很松懈。要克服这个问题,政府要对水灾信息有全盘掌握,预案适应性强,快速机动地覆盖灾区。

  然而现实表明,一方面是靠舆论救灾的情况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救灾效率在水灾前期中表现不佳。一线灾情评估、受灾地区需求清单、特别是饮用水问题,都是大水灾中第一步要摸清楚的状况。这也是媒体有秩序报道与政府高效推进救灾的依据。

  移动新媒体的优势,就是方便、快捷。在7月,新媒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及时为人民群众传递信息、提供服务。

  此次灾情涉及面积广,全省共计有60多个县市遭遇了强降雨,新媒体突破传统媒体的内容组织机制,“新湖南”首次开启了长沙、岳阳、邵阳、怀化、湘潭、娄底、永州、益阳、常德等9个市州频道直播模式。其中,长沙频道“直播洪峰过长沙”点击量超过60万。直播,让读者第一时间充分感受到现场救援环境的艰险和救援队伍的力量。

  省防指主办的“湖南防汛抗旱”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全省雨水情、省防指工作部署以及抗洪救灾一线感人事迹。其中《防汛救灾中的湖南记忆》《一线直击——感受湖南力量》,用图片形式定格抗洪救灾过程中的感人瞬间,展示了湖湘抗洪精神,传递了正能量,均被国家防办推荐给中宣部在全网推送。

  7月3日下午,一架直升机从长沙河西金星北路缓缓上升,搭乘在机内的三湘都市报记者用镜头俯拍湘江实时水情,进行网络直播。三湘都市报直播团队从7月1日开始,7天内连续做了11场网络直播,实时传递网友最关心的受灾情况。直播吸引了众多网友围观,《直升机航拍湘江长沙段》就吸引了14.7万人观看。

  7月1日,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芒果TV同步直播湖南卫视抗洪救灾特别报道《湖南迎战暴雨洪峰》,第一时间播报汛情险情,直击抗洪抢险一线和救援队伍开展的救灾工作,用震撼人心、感人至深的现场镜头,汇聚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正能量。

  各个新媒体还以公众的需求为主要导向,全面拓宽、加深、延展媒体的新闻内容,从而实现媒体内容服务的功能。“新湖南”在滚动栏目“防汛服务”中,提供的信息不只是新闻信息,还有与个人衣食住行、与防汛报道所相关的一切有价值的信息。从7月2日栏目开通以来,共刊发《长沙南站高铁列车全部恢复正常开行》《长沙地铁2号线多篇,实现了全媒体公共服务的职能。

  潇湘晨报新媒体平台连续几天24小时运转,其微博“湖南为每位居民购买大灾保险,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险”阅读量超过百万,人民日报官微亦进行了转发。

  “湘伴”微信公众号,推出《湖南省领导兵分多路紧急奔赴防汛抗灾一线!风里雨里,我们在一起!》《防汛抗灾要科学决策精准发力》等原创或独家整合文章,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全面、快速,有情怀、有价值的声音,在信息满天飞的传播态势下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彰显了责任和担当。

  在这次防汛抗灾过程中,谣言成了朋友圈“最大的洪水”,各新媒体主动打响对网络谣言的阻击战。“新湖南”刊登了《一个周末,四条谣言,把老百姓都搞醉哒》《安江妇女抱小孩拍洪水,小孩掉水里》等多条辟谣稿件,对打击网络谣言,端正视听和引导正确舆论具有核心意义。红网和时刻新闻也开设了《抗洪救灾辟谣专区》,第一时间公布真相、澄清谣言,清朗了网络空间,稳定了人心,维护了湖南抗洪抢险工作的有序开展。

  华声在线组织评论员积极引导舆论风向,推出《全力以赴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谣言的“洪峰”来了,我们要筑牢“堤坝”》等34篇原创评论,充分体现党媒在重大事件中的影响力。

  红网集团也连续推出抗洪救灾系列“红评”30多篇,从凝聚抗洪力量、提振抗洪信心、宣传英雄事迹等多个角度组织发布评论文章,为迎战洪灾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继“地球不爆炸”后,凭着“撒葱花”又双叒叕火了,在7月9日的央视新闻中,他又显段子手本色:“小伙伴儿们,我只想告诉你们,热不仅仅是今天的事儿,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热情似火的艳阳天,原本想空调WiFi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把葱花。”在其之后的节目和微博里,更是吐槽高温上了瘾,网友盛夸其为“国家级段子手”。

  提及被网友封为“央视段子手”这件事,朱广权微微一笑,“我们不认为那是段子,就是想让我们的新闻有点温度,而这样的做法我们至少已坚持了6年。”而他之前接受的采访,则清楚的表明一个态度:新闻可以“高”,但不可以“冷”。他认为,新闻节目的改革不是要去迎合观众,也不是去搞笑、娱乐,如果主持人只是机械式念稿,那不用等新媒体淘汰,人工智能就把这样的主持人淘汰了。

  网友之所以对主持人在新闻播报中出现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反响这么大,是因为对央视主播可能会有个标签化的认识(即刻板效应,指社会上的一部分成员对某类实物或人物所持有的共同的、固定的、笼统的看法和印象),觉得央视主播应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但当今媒体环境下,主播的语态有了很大变化,新闻节目主持人已经不再是那种不合潮流的宣讲式的播报,而是向更接地气、更亲民的方向转变。幽默不失分寸,创新不离主流。主持人工作比较特殊的点在于这职位是终端,张嘴便发布,没有把关的环节,因此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在全媒体背景下,媒介形态交互融合,受众收视习惯发生改变;各种媒体信息海量提供,受众的信息获取门槛降低;受众的群体分众化趋势明显,更加专业的解读,才能

  针对“全媒体时代”主持人的发展突破,主持人要变信息传授者为信息加工者,提升传播信息的附加值;打造主持人的个人品牌,并进一步提升栏目影响力,将主持人的影响力拉大;主持人找准自身定位,形成鲜明的个人主持风格;培养专业素质,塑造专家型主持人。

  (综合整理北京晚报、人民网文章、牛英豪《全媒体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职业发展的瓶颈与突破研究》)

  最近,因为一份“相亲价目表”,北京的“白发相亲角”引来关注。在中山公园、天坛公园,许多父母凑在一起,帮儿女择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物质上的考量。于是,相亲条件被分解为户籍、房产、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一项项指标。在不少父母脑海里,“门当户对”是执念,“攀上高枝”是期待,甚至从这种执念和期待中,生长出一条“鄙视链”。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理性计算,可以理解,这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成长经历与社会阅历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投射。他们中有些人经历了当知青的下乡岁月,有些人品尝过改革中的下岗滋味,有些人不满于生活中的失意,有些人看多了身份、财富引来的婚姻纠葛,因而把物质保障看做是子女婚姻幸福的底线。

  这样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一条冰冷的底线,却不知隔绝了多少热烈的真爱,又流失了几许相知相恋相依的缘分。父母只是看到贫贱夫妻百事哀,却没有看到有多少婚姻的破裂,是因为双方维系感情的无力、情绪控制的失败?正如一个评论所说:“心魔未除,没有爱情基础,前路多是妖孽。”

  婚姻无法回避物质基础,但更不能缺失爱情基座。从趋势来看,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就逐渐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婚姻就开始增长。而从微观来看,“白发相亲角”人气很旺,成功率却很低。有研究表明,上海的“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不足1%。可见,对于婚姻,对于家庭,更多仍是感情的考虑、“三观”的契合,这才是婚姻和睦、家庭幸福的稳定基座。随着中国社会愈发走向成熟,因爱结合的婚姻,更会是主流的婚姻价值。因此,计算一时的物质得失,不如算清一世的幸福保障。拿身价作为婚姻的砝码,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爱情。

  毋庸讳言,“相亲价目表”背后的婚姻焦虑,夹杂着向上流动的渴望,本质上却是对向下滑落的预防,反映出婚姻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人总结,“50年代选英雄,60年代找贫农,70年代奔军营,80年代求高知”,从中可以看出,婚嫁的标准变动不居,与整个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思考父母心中“相亲价目表”的同时,也不妨想一想这份价目表背后社会心态、社会价值的问题。

  以上内容由传媒考研一加一 原创编辑整理。本文作者为慧一师姐。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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