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南闯北甘谷人”(简称“甘谷人”)的手机作品里,武汉的夜是从不缺席的。
4月7日的夜注定难眠。当时钟的指针指向零点时,这意味着“甘谷人”自由了。4月8日,被狠狠摁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式重启,离汉离鄂通道恢复正常。解封后的第11分钟,“甘谷人”就在快手上发布了这个特殊的夜晚:零点钟声奏响,江边灯光秀霓虹斑斓,远处的汽笛、狗吠令这个正在复苏的城市有了生气。
镜头近乎单一,晃荡的画面从左扫到右,画面外手持手机的男人一言不发。他是滞留在武汉甘肃的打工者,和工友们常年辗转在各城市间打工,哪里工地需要人,他便出现在哪里,也会像朋友圈一样用自己的快手记录下那个城市。2019年11月,他从苏州来到武汉,很快赶上疫情爆发,和七八个打工仔群居隔离在工地的宿舍里,与这座城市里的无数人被困76天。解封的瞬间,他心潮澎拜写下:“武汉重启了,解封了兄弟们!”
点开“甘谷人”的快手主页,武汉的每个夜晚都是“甘谷人”的独家记忆。从他的工地宿舍望出去,近处是他所在工地,待开凿的施工地和正新建的楼房,一片混乱,远处是视野开阔的江面,对岸是武汉繁华、绚丽的城市夜景。“甘谷人”常是沉默地望着,不发一语。
武汉封城的76天里,他每天都会拍封城日记。他在红底白字的封面标题里,标注着自由受限的日子,“这是武汉封城的第31天”、“这是武汉封城的第74天”。只有在配文里才能读出这个甘肃打工男人离家的孤独与不安,和对自由的呐喊。
清华学生胡雅文是“甘谷人”1353位粉丝之一,也可能是唯一刷完他5000多条快手作品的人。两位相隔千里的陌生人的“云结识”是因为一部纪录片。
2月7日,胡雅文所在的“清影工作室”的微信群里,多了一则招募信息。这是一个UGC影像创作计划,灾难当前,清影工作室想以纪录片的形式留住刚刚过去的武汉新年。而对于无法抵达武汉的这些在校生而言,手机短视频成了他们能触达武汉的内容。
18分钟42秒,77位用户,112条短视频,换言之,这部群像式纪录片是清影工作室的近20位参与者与屏幕外的生命共同完成的。就像胡雅文刷完“甘谷人”的短视频后的感想一样,“没有什么标签,也没有什么总结”,因为它是所有人的合奏。
上百条影像里,武汉人自己记录的笑与泪、苦与乐,几乎是疫情发生后首次被同时大规模地平铺在大众面前。那些毫无技巧甚至画面模糊的记录,有着真实的感染力,有武汉人在视频下留言,看到了自己家住的楼、江夏区的大润发超市,还有未归人耳里熟悉又陌生的武汉线日,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发布后,微博端播放量近3500万。对于创作者来说,发布即等于结束与作品相伴的旅程。然而,这部纪录片带来的涟漪超出他们的预期,包括越南博主、北外学生等在内的大量网友自发请愿希望将视频翻译成不同语言,分享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希望借助真实的武汉记录来激励更多的人。
“摇晃的镜头刻下了武汉最真实的模样,没有这样的剪辑,那些个体记录却会永远进入数字历史的尘埃。”
已是春暖花开,武汉开始恢复运转,连同“甘谷人”被困的76个日夜,武汉的新年不该被忘记。
不出意外,王静、孙虹、付曼菲的2020新年和往常一样,在拍摄中度过。她们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校友,也是清影工作室的成员。自从入了纪录片这个行当,她们少有和家人新年团聚的机会。
当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后,在河南农村拍摄的孙虹在村口买了口罩,里外三层包裹严实,回到了北京,一人居家隔离;远在瑞士拍摄的王静则惴惴不安地在除夕一早飞回到北京;回家的付曼菲思索了一夜,在20多人的家庭群里一一游说放弃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还在念大四的何韵琪和爸妈没回老家,在北京靠两盒口罩,撑过了春节。
和太多国人一样,疫情爆发后,这些年轻的在校生,也陷入了信息的爆炸和焦虑中,无止尽地刷新手机屏幕。
于此同时,她们又心有不甘,不甘于等待和旁观,“我们想做些什么,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这四个女生之后成了《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制片人和导演。和老师集体商议后,她们决定独立做一个UGC(用户生成内容)式的纪录片——因为没法前往武汉实地拍摄,他们只能选择当地用户上传的短视频来制作这个纪录片。
2月7日,招募信息发布后,四散在各处的清影同学迅速集结成一个近20人的创作小组。这次创作不同以往,没有扛摄像机的人,没有精心构造的画面,没有数月、数年的跟访,所有的素材都来自普通人手机拍摄的短视频。她们和这些拍摄者共同成为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
过去的76天里,人的恐惧、失落、无助,还有温情、乐观、勇敢被记录在这些晃晃荡荡的手机短视频里。随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影像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在成为自己生活的记录者。在清影工作室的一篇自述里,这样形容这些手机影像的打动力,“无关画质、无关技术,只关乎于心”。
1月27日晚,快手上大量的武汉小区居民拍下了集体自发呐喊“乌寒(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孙虹说:“看到这里,整个人热泪盈眶,此起彼伏的呼喊,把一个个身在武汉的个体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共同对抗疫情的勇气。我觉得一定不能让它们成为‘过眼云烟’。”清影的这帮学生希望“用影像抵抗遗忘”。
在被真实影像打动的同时,她们发现短视频平台上的影像记忆像是浩瀚的海洋。这部公益纪录片发起的初衷,正是想成为那个打捞海洋里的珍珠,串珠子的人,将海量的信息编织起来,将感人至深的瞬间凝固下来。
导演孙虹坦言,这部纪录片并不代表疫情的全部。他们所能提供的是一种民间视角的补充,补充这座城市里普通人的一段记忆。
他们将打捞“珍珠”的大海锁定在快手。媒体人祝佳音说,“除了快手,很难有其他平台可以提供这样大量真实、朴素的影像了。无数个小个体积极地记录自己和表达自己,不为名不为利,所追求的只是记录和表达本身的乐趣。”
在快手,每天用户上传的短视频超1500万条,一个月则会累积几亿条,目前已有堪称记忆博物馆般的200亿条短视频库存。孙虹说用快手做调研是现在人文学科一种新型的田野调查方式。“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广阔的中国的样子,看到一个个渺小但努力的个体生命旺盛生长的状态。”
一周内,十几人在快手里检索出疫情相关的武汉短视频,他们的检索词越来越具体、情绪化,从一开始的“武汉”、“疫情”再到“年夜饭”、“憋疯了”。
检索的过程是发现和深入的过程,孙虹意识到,当媒体的视角集中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等特殊职业人群身上时,大量其他普通人如何抗“疫”的故事,并没有来得及在短时间内被呈现出来,而这些恰好是非常珍贵的瞬间。
“这些瞬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最宝贵或者最精华的时刻。有可能是媒体去到现场会错过的瞬间。”孙虹说,这些来自快手上的碎片化记录,或许可以为新闻报道补充更多个体故事和细节。找到某条内容后,主创们会再去看这位用户发的几乎所有相关视频。最终,主创团队打捞出了5000余条普通人记录的武汉瞬间。
摆在导演付曼菲面前的是一个反思: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自然、面对病毒和灾难时,到底有做过什么?
从1月1日元旦至2月8日元宵,武汉从新年的欢乐中堕入苦难的深渊,疾病、病毒、封城、隔离、救援,不管身在疫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每个人都难逃生存的考验。这是武汉最焦灼的日子,也是《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时间线索。
剪辑的考验来自屏幕。快手短视频多是竖屏,但大多数人的观影习惯是横屏。为了丰富画面信息,主创们打破屏幕的界限,采用三屏的新尝试,看似碎片化的短视频形之间成了巧妙的联系与互文,时空有了交错。
12月31日,湖北洪山体育馆里,等待跨年的人们听着同一首歌,任贤齐唱着“再跟黄鹤楼它说再见”。
形式即内容,屏幕里画面构成了同一信息、同一感情,屏幕外,面对病毒和灾难,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主创之一赵宇说,这次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个浅显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在没有一条条去看这些快手素材之前,主创团队也没想到每个“人”可以是这么不同、这么鲜活:宅在家里的人,切成月牙块的梨、俩棒玉米都成了年夜饭,唯一的半条鱼成为宝贝;火神山建筑工人调侃说“啥都干不了,只能做个装修工”……个体呈现了多元与复杂。
片中“走南闯北的阿三“在快手卡车司机圈颇有人气,他的视频以技术流而独树一帜。疫情开始的第一时间,他自愿联系供应商,运送了一批建设物资援建火神山医院,一路紧赶全速前进,路上偶尔堵车,他会在镜头前介绍自己一路的见闻,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在赵宇眼中,自然又亲切的阿三,是他二十多年生命中遇到过的勤劳朴实的伯伯、大叔们的代表。
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中,近1200万活跃在快手,在快手上搜索武汉疫情素材时,是清华在读的付曼菲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这个庞大的群体。令她感触的是,竟然有这么多卡车司机愿意冒着风险逆行,即使他们回程一路受了委屈,不是媒体常报道的“逆行者”,也非志愿者。
触动到付曼菲的确是阿三为代表的卡车司机身上的“随意”。临行前,阿三蹲在地上抱着儿子,提醒妻子不要告诉父母,让老人担心,再次叮嘱在家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开车去到武汉。“这种‘随意感’是我就是去做了这件事,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当生活的城市停摆时,人们又怀着如何复杂的感情?当一个武汉人拍下当晚电视里春晚的画面,当一位女士在超市里听到“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歌声时,平静、乐观背后的无助爆发了,她捂住口罩,闭上眼睛,泪崩了。
这或许就是“千里共江城”的意义,悲欢在不同时空里被超过3500万人共享了。
在天台种菜薹“自给自足”的东北赫妈,说着自己“啥都干不了,只能做个装修工”的火神山建筑工人,出院时感慨“归心似箭”的患者……“我们自己被温暖和鼓舞了”,他们在自述中写道。
疫情蔓延的日子,主创们曾懊恼自己不是前线的医生护士,甚至都不会去开挖掘机去建设火神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当他们投入到创作,投入到一点点检索、浏览、剪辑中时,这部片子反而拯救了那段时间的无力感。
“加入这个组是冲动。但是也是最不后悔的一件事。世界冰冷,快来炉边取暖。”
一群年轻人尽自己所能向外界供给着燃料时,也被那些光辉的人性温暖着。纪录片完成后,即将在9月入学博士的制片人王静最想说的是一声“谢谢”,向那些短视频作者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更广袤的世界,也是你们让我们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切,让所有的远方如在眼前。”
片子之外的时间还在前行。快手里,武汉楼顶上种的菜薹小苗,已经长大、开了菜花,上了餐桌。
在这些学生看来,所有的短视频拍摄者才是这部纪录片的真正创作者。纪录片中用到的视频作品,他们都会去联系拍摄者,获得使用其视频作品的同意。除了在纪录片中使用了其视频作品的拍摄者外,还有很多拍摄者也在需要联系的名单上,虽然纪录片里没有用到他们的作品,但联系的工作却没落下。制片人何韵琪和另外三个同学,同步联系这些快手用户,包括其他零散的视频,他们前后去联系了297人。
虽然在片中一些人物镜头短短几秒、十几秒,但在屏幕外,年轻人们还继续关注着片子里、片子外的人,关注着武汉人的重建生活,用户联系组的何韵琪意外结识了一位在快手上名叫“青眸翡翠大讲堂”的大姐朱红。
1月底,已经被隔离确诊的她面对前置镜头,哭着说“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呈阳性,真的很对不起各位亲戚朋友……”她与父母、妹妹因确诊而被安排在不同医院治疗,一家四人感染新冠。她在快手上记录了自己从住院到出院的过程,在她的视频下,大家互相加油、打气。
庆幸的是,纪录片的结尾,人们看到了朱红终于治愈出院的画面,何韵琪印象深刻的是,这位爽朗的姐姐在自己痊愈后,依然在快手上直播普及新冠肺炎的治疗、服药经验,在出院仅13天后,她重返金银潭医院,捐献了400毫升的血浆,希望帮到更多人。
在镜头中匆匆而过的众多脸庞,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观者从那些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
“短视频是一种给普通人赋权的过程。”孙虹说,这些新闻学院学生原本会觉得,纪录片或影视作品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近几年随着民间影像、手机影像兴起,“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并不需要专业的人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这些人自己就可以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菜薹大姐像朋友圈视频一样无意识、纯为记录地拍下天台上的视频时,却可能和快手上其他近200亿条视频一样,记录下某个珍贵的瞬间。
孙虹和付曼菲远没有料到片子上线后会收到这么大的反响。在她们原本的计划里,纪录片完成后,就各自回归生活,准备毕业作品。“做这个片子的初衷是希望记录历史,用影像对抗遗忘。虽然它可能无法呈现全部,但我们希望能留下一部分这段特殊时间里真实的武汉,这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
武汉解封了,“走南闯北甘谷人”也自由了。4月8日当天,在他的快手小视频里,他向他的一千多个粉丝展示了空荡荡的工友宿舍,一上午已经走了三个人,打工仔归乡了。在他的评论区,挤满了甘肃同乡人的问候,他也快回家了,念着浆水面的心直痒痒,“必须咥几碗浆水面过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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